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张宝明
鲁东大学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俞祖华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9月出版的第二卷起，该刊改名为《新青年》）。一百年前《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创刊及其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走出传统、对接现代趋向的接续，又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百年走向，进一步推动着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保守走向进步。为更好地诠释、解读《新青年》的思想遗产，更准确地体认、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并增强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本刊特邀请郑大华、张宝明、俞祖华三位近代思想史专家就“《新青年》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走向”话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从封闭走向开放：《新青年》的文化开放观念
主持人：《新青年》的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既是中国文化一步步走向开放的产物，同时又将中国文化的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近代学习西方思潮，从“师夷长技”、仿效西政，深入到了价值观念层面，这种文化开放观念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何深远影响？
郑大华：
中国文化本来是开放型的文化，如汉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的传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这也是中国文化能长期兴盛不衰，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自18世纪初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中国文化逐步断绝了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联系。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周边以外的世界很少关心和了解，尤其是对远离中国上万里的“西方”更是知之甚少，那时谈世界、谈西方，颇有些“海客谈瀛洲”的味道。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肇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后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不同阶段，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来变革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文化的开放程度在一步步扩大。如果说此前中国文化的开放还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些领域的话，那么，从《新青年》创刊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中国文化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陈独秀、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对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进程中的这种历史定位，就有着深刻的体认。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然后知不足”的过程，分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戊戌辛亥时期的“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样三个时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评论新文化运动时也指出，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先是学习西方“长技”“声、光、电、化”，然后“又群趋于政治制度”。民国初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失败，使人们又认识到“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局限于“器物”“制度”，而应深入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层面，要有“伦理的觉悟”，这样才能顺应世界潮流，救亡强国。所以，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向青年陈述的“六义”之一“义”，便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俞祖华：
耿云志先生曾指出，对于新文化运动，应当注意其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切关系的努力，注意其所体现的“开放的文化观念”。《新青年》一创刊，即充分展现了鲜明的文化开放姿态。创刊号使用了醒目的法语刊名LA JEUNESSE（青年），并一直保持到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号。使用法语刊名的象征意义在于表明，刊物向往的是西方文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其发刊词指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在《新青年》的直接影响下，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该刊使用“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英文译名，《新潮发刊旨趣书》表示“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倡导科学与民主，倡导学习西方，倡导融入世界潮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导向。新文化运动虽以科学、民主为主要口号，但《新青年》对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介绍、倡导是全面、丰富、开放的，包括了西方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各种体裁，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
张宝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知识先驱们先后提出过“师夷长技”“采西学”“制洋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主张。这些主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们对西学的认知由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而到了《新青年》创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知识群体已经从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中走了出来，他们大力推介的西方文化观念，诸如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关键词的价值观念，对封闭的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新青年》知识群体文化诉求中的开放心态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给僵化、封闭、死水一般的中国社会肌体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将中国文化走向导入了五彩缤纷、生机勃勃的佳境。1923年，作为《新青年》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如果说《时务报》反映了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理解具体非凡的前瞻性，那么《新青年》则折射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悄然把立场从东方转向西方，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东方文化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