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竹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考古发现最早起源于战国，而文献记载亦可追溯至唐宋。然而竹刻真正形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则是在明中期以后。江苏嘉定成为竹刻艺术首先兴起的地区。朱鹤、朱缨、朱稚征朱氏祖孙三代成为嘉定竹刻技艺的代表，所形成的“嘉定派”竹刻技法，风格鲜明，自成体系。“嘉定派”不但是明末清初时期竹刻艺坛的主导流派，而且还是清康熙以后嘉定地区各种竹刻新技法流派创导的启蒙，因而在明清竹刻艺术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极其深远。　　明嘉靖、万历年间的嘉定地区，由于受周边方兴未艾的“吴门画派”所倡导的文人画风的熏陶与影响，一些颇具文人气质且兼能工诗擅画的雕刻家，刀笔并举，书画兼融，开始以竹为表现载体，创作出各种富有浓郁文人气息与风格的竹刻艺术品。朱鹤是其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先驱者，他被后人视为“嘉定派”竹刻艺术的开山祖师。自朱鹤以后，中国的竹刻艺术开始兴起，并首先在朱氏门内日趋成熟，逐渐完善，最终形成相传数百年的“嘉定派”竹刻技艺。竹刻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手工竹业，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传承接脉授受关系。在朱氏家门，子承父业，代为相传，竹刻艺术在祖辈朱鹤时创导兴起，经子辈朱缨发展，至其孙朱稚征时日臻完善与成熟。可以说，嘉定地区竹刻艺术从兴起到日趋成熟，朱氏祖孙三代的共同努力，继承发展，不断开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朱鹤、朱缨、朱稚征竹刻存世作品的题材、雕刻技法及风格特点等方面的剖析研究，揭示“嘉定派”竹刻艺术从兴起到成熟时的艺术发展轨迹，展示“嘉定派”竹刻艺术的真正艺术风格与内涵。　　朱鹤，字子鸣，号松邻，生活于明中后期嘉靖至万历年间。少时即通古篆，得缪篆不传秘法。精雕镂艺术，善制印，尤擅长诗文书画，能“以刀代毫”、“以画法刻竹”。他“以南宗画为正法”，同时又糅合北宗笔法，创造了“洼隆浅深，可五六层”的镂空深刻透雕法，高浮雕和透雕为主，能在方寸之间刻山水、人物、楼阁、鸟兽，表现出丰富而生动的立体画面层次，使情景人物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艺术效果出乎时人意料之外，为一时良工所不及。其所雕竹刻作品种类丰富，有笔筒、臂搁、香筒、簪、、杯、罂、佛像等，其中以所刻簪与技艺最为精湛，以致于世人得其器不以器名，而直呼其“朱松邻”。朱松邻除善用镂空深刻透雕法刻竹以外，还善用圆雕法刻人物塑像，尤其是观音、弥勒等佛像。　　朱松邻传世作品甚少，目前仅见“西园雅集图笔筒”、“浮雕海棠式笔筒”、“深浮雕松鹤笔筒”、及“圆雕五子戏弥勒”等。在这些作品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深浮雕松鹤笔筒”与“圆雕五子戏弥勒”，这二件作品可分别代表松邻两种竹刻技法，即深浮雕法及圆雕法的艺术水平。　　“深浮雕松鹤笔筒”，系取竹之天然老杆，雕出一截密布鳞皱瘿节的老松巨干，侧雕一斜枝，依傍于主干，曲折盘旋成虬枝纷披状，松干上树叶簇丛，枝繁叶茂，松针纤细。松间有双鹤伴立，其中一鹤曲腿枝叉作探身俯盼，另一鹤则半隐松枝扭长颈仰望，恰似低语呢哝，情意相对。笔筒另一侧雕竹枝及梅花，并特辟松皮卷脱露木一处用以志款，阴刻楷书五行：“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甫熙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署款书法劲逸，颇有晋唐之遗风。“辛未”即明隆庆五年（1571年），此时朱松邻49岁，正值其竹刻技艺日臻成熟之时。笔筒以深浮雕法雕刻而成，刀法熟练圆浑，刻雕精细入微，同时亦融入了诸多画理，不仅整体构图颇具画意，而且松树纹理与松针雕刻都有一定的规则，虽仅雕松枝数杆，但却给人以松林深邃、林海广袤之感。　　朱松邻的另一件作品“五子戏弥勒”，系取竹材之老根圆雕而成。弥勒肥头大耳，宽袍广袖，坦胸露肩，赤足曲肱，左手提佛珠，右手撑地，仰首依布袋而坐，笑容可掬。其身前背后伴五顽皮童子，或扯佛珠，或拽布袋，或骑跪肩上掏耳，或爬伏足边挠痒，更有一童子，手执如意，匍伏于身后作欲挠腋窝状，嘻闹场景十分逼真。弥勒背面布袋处阴刻隶书“松邻朱鹤为静悟和尚戏作于九华山白云洞”。作品以人物为雕刻主题，弥勒与五童子均刻画得形神各异，妙趣横生。　　然而，朱松邻作为嘉定派竹刻艺术的创始者，无论是其本人的创作技艺，抑或是竹刻艺术领域的总体发展水平，都还只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史阶段，因而其作品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朱松邻的“松鹤图笔筒”与“五子戏弥勒”这两件作品中可看出，作者在善于将书画艺术与雕镂技法相结合的同时，似乎更擅长于对物的雕刻表现，而对于生命形态，比如人与动物等，则略显形有余而神不足，尤其在神情刻划上尚缺乏灵性，多少给人以形重神轻的感觉。朱松邻的这一点不足，至其子朱缨时有了明显的突破与提高。　　朱缨（1540-1620年），字清父，又字清甫，号小松，朱松邻之子。“工小篆及行草，画尤长于气韵，长卷、小幅各有异趣”；刻竹师承家法，深得巧思，务求精诣，故其技艺益臻妙绝。存世作品有：“刘阮入天台图竹雕香筒”、“归去来辞图笔筒”、“竹林七贤笔筒”、“羲之书扇图笔筒”、“出猎笔筒”、“蟠松松鼠盒”、“圆雕竹山、松下高士”、“竹雕罗汉念珠”等等，其中，“刘阮入天台图竹雕香筒”被公认为是朱小松的传神佳作。　　“刘阮入天台图竹雕香筒”，系1966年上海宝山县顾村镇明代万历年间朱守诚夫妇合葬墓出土。香筒以魏晋时传说的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刘阮入天台”故事为题材，画面运用平刻浮雕兼镂雕及留青等多种技法刻画苍虬老松，青藤蔓绕，奇山异石之空灵神秀景致。松荫下一男子与一女子盘坐对弈，男子发束帻巾，剑眉高鼻，面目俊秀，左手托棋子钵，右手刚下罢一子，微欠上身目不转睛注视女子手中一着；女子云鬓雾发，宽衣广袖，右手食、中二指夹持一棋子，神情专注，欲着未落；旁一观棋老者，头扎汗巾，开衫敞怀，左手扶须，右手托腮，正双眼专注于女子这一落枰，三人全神贯注之态跃然画面。作者选用虬松、青藤、奇石，构筑了一个远离尘世、恬静幽深的人间仙境，并定格女子一棋欲下却又未及落入盘中之一瞬间，不但通过着棋双方与观棋者三位人物的全神贯注表情与神态，把棋局的中心及人们的欣赏视线集中引向女子落棋这一视觉焦点，而且亦通过对这三位人物不同的面部表情及动作神态的刻画，即下棋女子的从容自若，沉着应战；对弈男子的紧张凝神注视及旁观老者那种按奈不住所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惊呼欲出的神情，生动地刻画出女子这一着落棋之高明。这件竹刻作品所包容的艺术性已远远超过了竹雕的单纯工艺范畴，人物瞬间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态通过刻刀得以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刘阮入天台图竹雕香筒”的另一面，雕山间深处，有一洞门，门额镌刻篆书阳文“天台”二字，洞门半开，门前有一执蕉扇女子，似方从洞内徐步迈出，俯首窥视鹤鹿，神情若有所思。画面左边钤刻印章二方，上为阴文篆书“朱缨”，下为阳文篆书“小松”。　　朱小松的另一件代表作品“归去来辞图笔筒”，是晋陶渊明采菊图。玲珑洞石旁，孤松盘曲斜依。松荫下，陶渊明头披幞巾，身着宽袍广袖，神情闲适；手抚松杆，展目远眺。对面坡际，一童子身着短褐，杖挑插有菊花的酒坛，扭头微笑与陶渊明相呼应。旁置石案、坐墩与茗炉，石案上置茶具数件。湖石上阴刻行书款识：“万历乙亥中秋，小松朱缨制”。整器雕刻人物形神兼备，面部表情传神，须眉欲动；衣纹线条圆润流畅，尤其是表面尤为光洁平正、尽显竹之肌理的地子，更衬托出了衣袍绒厚垂重的质感，从而与菊花盛开的深秋季节恰相印合。　　与其父相比，朱小松专注于人物形神兼备的表达，尤其是善于抓住人物的神态，以其不同神态的表情流露，来揭示人物在不同场景下内心世界的活动状况，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其技艺已远远地超过了其父朱松邻。不尽如此，在雕刻技法方面，他在继承父辈技法的同时，亦溶入了诸多画理，利用减地高浮雕兼透雕与减地浅浮雕的技法，使得图案轮廓清晰，线条流畅，艺术效果犹如绘画一般。这种减地浮雕的技法亦为后世吴之开创“薄地阳文”刻法开启了门径。　　朱小松所选题材，也比其父宽广，涉及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相关的内容，他尤其钟爱于文人逸士超凡脱俗、向往世外桃园安逸闲静生活的题材，如“归去来辞图”、“竹林七贤图”、“刘阮入天台图”等，均表现出文人特有的情愫和理念，形象地传达出文人雅士高雅、恬静、超脱的生活情趣。由此可见，朱小松是一位博学多才、熟谙史学典故之人，他对于文学尤其是艺术的修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朱小松还擅长雕古仙佛像，所雕像，往往有唐吴道子之遗风，并有“刻竹木为古仙佛像，鉴者比于吴道子所绘”之说。由此可见，嘉定竹刻到朱小松时，竹刻与绘画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结合。　　家学三传，朱缨仲子朱稚征是嘉定朱氏竹刻的第三代传人。后人曾称“家至三松而技臻极妙”。朱稚征（1570-1650年），号三松，松邻之孙，小松之子。“性简远，善画远山澹石，丛竹枯木，尤长画驴。”在竹刻方面，“其雕刻刀不苟下”，常常反复研摹推敲，精雕细刻，追求至善至真。“所刻笔筒及人物、秘搁、香筒，或蟹或蟾蜍之类，当时即已宝贵。”至清嘉庆时尤“名重五都矣”。嘉庆皇帝对其所刻笔筒推崇备至，有题曰：“传神只作萧疏笔，经久由来以朴存。”　　三松一生勤奋治竹，所留作品甚多。传世精品有“浮雕仕女窥简笔筒”、“竹雕残荷洗”、“圆雕寒山拾得像”、“饮中八仙笔筒”。这几件最能表现出他的雕刻水平与艺术风格。　　“竹雕残荷洗”，器身若一张自然卷曲、边卷欲枯的深秋荷叶，叶脉宛然，虫蚀透漏，有一小蟹爬行叶边，荷叶受重微垂；一支荷花于叶下盘梗而出，花虽零落，但莲实满蓬。叶底阴刻行书款识“三松制”。“竹雕残荷洗”虽以竹为材质，但形态、质感却雕刻得与自然状态的荷叶十分逼真，尤其是被虫蚀透漏的蛀洞、粗老隐起的筋脉以及干瘪欲枯的叶肉，都使得深秋时荷塘残叶行将枯萎的自然形态得以活脱脱的再现。整件作品颂扬了枯与荣、生与死的生命主题，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在反映作者对现实生活观察细致入微，状写物态严密不苟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在创意构思上追求物态纯真朴实的风格。这种崇尚自然的艺术风格在朱三松的竹刻作品中较为多见，类似的作品还有“荷趣图”笔筒等。总之，朱三松所雕刻的螃蟹、蟾蜍、残花、夏荷等各种生物形象，均透露出一股大自然的清纯气息，充分显示出其写实功力强、形准而神达的艺术才能。　　如果说 “竹雕残荷洗”是朱三松写实主义风格的奇巧精美之作，那么他的另一件作品“饮中八仙笔筒”则是其汲取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与传统书画精髓的成功佳作。“饮中八仙笔筒”题材取自唐代大诗人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中描述的饮酒的典故，构图则参照了元代著名画家张渥的《饮中八仙图》卷。山间怪石嶙峋，老松巨干盘根错节。古松下八仙醉饮，或醉卧酣睡，或手捧羽觞对饮，或伸杯向童子索酒。他们身后有二侍童，并置大酒瓮三口，诸人神态各异。一侧上角阴刻行书“天启壬戎冬三松为元介宗翁作”十三字，字体潇洒飘逸。整件作品布局得体，刀法娴熟简练，遒劲有力，反映出朱三松高超的竹刻技艺。　　朱三松除了善于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撷取题材，并从古代传统绘画中吸取艺术精华以外，还擅长于从旁系艺术版画中借鉴，并赋以新意。“浮雕仕女窥简笔筒”即是其参酌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版画《西厢记》中莺莺“玉台窥简”蓝本而创作的又一传神佳作。笔筒以洁平净露竹肌的地子为底，取竹筒周围三分之一余作一通景大屏风，屏风前浮雕一持卷展读女子，容貌柔媚娟丽，头挽云髻，身着绣团花边对领衣裳，长裙曳地而又围足堆起，胸前挂一满绣缠枝花卉的锦绣饰片，双臂挽一条极长而飘逸的帔帛，伫立于屏前聚精会神地研读。通景屏风上，刻有一秋老梧桐，树叶零落，只剩下几片残叶，一山雀栖憩枝头。屏风后露出一女子大半身影，女子以指掩唇，回首顾盼，凝视屏前那展卷读书之女子，神情生于顾盼之间。屏风左侧有一木几，上置一哥窑花瓶，插有三五枝竞相绽放的荷花，娇花含羞，阔叶舒展，生机盎然。木几案面上还置有鼎、砚等器皿。屏风右下侧阴刻行书“三松”二字，乍看似是屏风题名，而实为作品款识，书画落款布局非常巧妙，足见作者匠心。此笔筒一器而兼多技，高浮雕、浅浮雕、深刻、浅刻都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运用，因而作品表现力强，艺术效果显著。尤其在结构布局上，作品虽以陈老莲的《西厢记》版画为本，但却不为其所囿，如在屏风的通景处理及屏风左侧博古几案的增设上，都创出了新意，从而较好地展现了古代闺室住处那种静谧而幽邃的意境。　　朱三松，除了广拓题材以外，在技法上亦力求变化。他除了擅长于运用高浮雕、浅浮雕、深刻、镂雕等技艺外，还善于以圆雕法雕刻佛仙像。“圆雕寒山拾得像”便是其圆雕艺术的杰作。“圆雕寒山拾得像”以竹根为材雕刻寒山、拾得同坐于一叶莲瓣舟上欣然共济，寒山高高坐于舟头，脚踩舟沿，双手紧握扫帚代浆划水；拾得坐于舟尾只露出上半身，双手托持一把破蕉扇。两人身披袈裟，神情天真憨稚，笑容可掬。人物头顶之发痕则借竹材断面簇聚之丝纹点点来状写，巧夺天工。　　朱三松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他能将竹刻艺术灵活地运用到治印之中。《竹刻脞语》中记褚德彝曾“于古肆见朱三松制竹根印，上作辟邪纽极古，印面刻‘方外司马’四字白文，逼似汉官印，款‘祟祯庚辰三松制’，可与二京铜印并陈”。　　从朱三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选题、构思及创意上，技艺比其父朱小松更胜一筹，其选择的题材内容已不仅仅只局限在其祖其父的选题上，而是视野更为开阔，涉及面亦更广泛。他在追慕求真，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美与真实的同时，又善于从旁系艺术，如书画、雕版中汲取营养，提炼精华，并益以新意。他善于集思广益，广蓄博览，认真揣摩，撷精取英，融会理解众家艺术之长而为己所用，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在雕刻技法方面，他不但继承了其祖父朱松邻的深刻兼透雕、其父朱小松的平地浮雕技法，还不断探索创新，从而使深刻、浮雕、阴刻、透雕及圆雕等多种技法巧妙而完美地运用于一体，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因而有“小松出而名掩松邻，三松出而名掩小松”之誉，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松邻作品风格还带有竹刻艺术初创时的浑朴质拙，那么小松则增添了几许文人书画的秀气典雅，而三松则更是博取众长，融汇贯通而游刃有余，技艺超群，逸趣横生。可以说，朱三松把明代嘉定派刻竹艺术推向了最高峰。　　嘉定派竹刻艺术，从嘉靖万历年间朱鹤的兴起，至崇祯时朱稚征的成熟，其题材从最初以反映高士、古松、鹤、鹿、佛像为主，到反映以历史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直至吸收旁系艺术题材营养并力求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精华；其人物处理和刻划，从仅限形似而于神似的匮乏，到注重突出于人物面部表情及神态的生动传神；其雕刻技法，从深刻兼透雕、高浮雕和圆雕技法的单纯运用，到三者结合于一体的兼容并施与灵活运用。可以说，嘉定朱氏三代的竹刻作品，是完整地展现了“嘉定派”竹刻艺术日趋成熟的发展过程。“嘉定派”竹刻艺术至朱稚征时，最终形成了雕刻技法以深刻兼透雕法、高浮雕法与圆雕法为主，艺术风格注重表现丰富而立体的画面层次，重视写实，突出传神，强调形神兼具，尤重于表现人物精神气质的总体艺术风格特点。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人被后人并称为“嘉定三松”或“竹三松”，声名远播。继“嘉定三松”之后，“嘉定派”竹刻地域师承，代有传人，影响极为深远。

(责任编辑：雅昌)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