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庆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人用人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中国传统社会在人才的选拔、任用、培养、考核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积累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并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读史学史、以史为鉴，系统思考选什么人、怎么选人，如何考察监督，在当下也很有积极意义。

德才兼备 德在才先

任人唯贤，立国之本，首要问题就要解决什么是“贤”。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用人方略各有特色，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贤”的标准逐步趋于一致。孔子推崇“仁、义、礼”，孟子倡导为“仁、义、礼、智”，董仲舒又丰富为“仁、义、礼、智、信”，成为儒家五常，概括起来就是德和才两大方面。唐朝魏征曾论，“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实则不然，大德为忠、大德为民，不管是战乱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德才兼备、德在才先一直是主流追求。唐太宗认为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明太祖对于察举贤才要求“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康熙皇帝更是直言“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所以百姓戏言，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这是民心之论，也是选人之戒。

德才兼备者为政有常。历史上的名臣贤良，莫不是立德为先。北宋范仲淹公忠体国、廉明素著，于内治家有方，于政不避难险、文武并举，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颂千古。清朝的于成龙为一代清官能吏，曾在广西、四川、湖北、福建、江苏工作，在各地留下了“于青菜”“于糠粥”“于豆腐”“于半鸭”等外号，可见一贯清廉之风，扭转了“千里为官只为财”的俗论，且每任一职，皆是全力而为，政绩显于一方。把德才兼备者尽快推举到重要岗位，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准，贤良居高位，则事半功倍。于成龙年过40才进入官场，三次被举“卓异”，很快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最后升任两江总督，有了更加广阔的施政空间，造福一方、被百姓感念在怀。

才余德失者为政必乱。丁谓是北宋有名的能臣，“少以文称”，精于政务，历任工、刑、兵三部尚书，两度拜相，封晋国公。他主持重修玉清昭应皇宫，先挖沟引水、土方制砖、水运原料，完工后排干水渠，垃圾回填，可谓一举多得、神来之笔，原来预计15年工期，只用7年就完工了。但精干历练的丁谓后来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广受贿赂、危害一时，终被罢官抄家，四个儿子、三个弟弟也全部被降黜。清朝的和珅、李侍尧，本皆能臣干吏，政绩显著，然一旦心生邪私、德行有失，才高更受其乱。“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单以才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以德为先经过历史印证，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选人用人的金科玉律。

树立用人导向至关重要。何人得用，何才为重，是时事政局的风向标，江湖之远谈议庙堂之高，风俗成于街头巷尾之间。汉文帝有张释之，唐太宗有魏征，宋太宗有寇准，这些骨鲠之臣，皆如明镜，秉公直谏，君臣相得，造就了当时政治清明、国家发展的大好局势。春秋之时，管仲、隰朋德才兼备，齐桓公得之辅佐，成就五霸之业；易牙、竖刁、开方本是宵小之辈，齐桓公后与之为伍，含恨而终，用人方向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趋势。“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自古以来，邪不压正既是民间朴素的政治理念，也是为政者时时自警自省的治理追求。用清正廉洁之人，用为公为民之人，用敢于担当之人，善用一人，激励众人，得才愈多。

五湖四海 海纳百川

无论是守成还是进取，国家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战国时期，诸雄并立，谁拥有将相良才，谁就能先发制人、开疆扩土。秦本西僻小国，但其志甚大，秦孝公颁布《求贤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不拘一王之尊，求贤才于天下，短短数语豪气冲天。正是有如此胸怀，秦恢复了穆公时代的大国之象，此后《谏逐客书》又进一步巩固了秦国的人才开放格局，天下客卿云集咸阳，聚才有道，治国有方，崛起自在情理之中。反观战国时代最先崛起的魏国，在人才工作上一误再误，在魏武侯、魏惠王时代，商鞅不被重用，吴起受重用而不被信任，人才大量流失，魏国的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选拔人才要有天下之怀。自惠文王时代起，秦国有超过半数的相国来自秦国之外，魏国的商鞅、张仪、范雎，齐国的蒙骜，楚国的李斯，文武之才都为秦所用。同为大国的楚国，其将相之位多被昭、景、屈等公族把持，吴起之后几无他国之才再立朝堂，自怀王起国家战略一误再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随着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才选拔不断制度化，粗线条逐渐变成了“工笔画”。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制开始推行，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的科举制，选拔人才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越来越精细精准。为了能确保不同地区的英才都能够最大限度地被囊括进来，到了明朝初年，科举取士开始划分南北榜，继而又演变为南、北、中三部，明清两代基本维持较为稳定的比例，“按地取士”从国家整体层面保证最大限度地吸收各地区的优秀人才。

人尽其才要有制度激励。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效能=人才广度×发挥程度，恰到好处的激励才能达到人尽其才的效果。六国之士入秦，不仅看到了旭日初升的势头，也看到了赏罚分明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对于有功之人，秦国不惜功爵，出征作战、种田纳粮都能获得实利，凭借着制度性激励刺激，秦国“野蛮生长”，迸发出六国所没有的潜力。物质刺激也不是万能的，在中国传统社会，荣誉称号是一种有效的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一柔一刚，共同发挥引领作用。汉光武帝有云台二十八将，唐太宗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身列其中，不仅是对个人的肯定，甚至是对于家族的褒奖。此外，赐姓、诰命等形式丰富的荣誉表彰也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多少才俊不为金玉所动，但为名载史册，终身勤于公事、鞠躬尽瘁。

发掘人才还要压实责任。翻阅中国历史，越是兴盛奋进的时代，越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有发现人才的义务，一方牧守督抚更是负有重大责任。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对于有些地方不向中央政府推荐人才非常不满，经过朝议决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些举措可谓严厉，主要针对各郡两千石以上的官员，用明文规定压实了发掘人才的“主体责任”。唐初，封德彝久居中枢，唐太宗让其举荐贤能，但“久无所举”，唐太宗不仅批评了他“今未有奇才”的说法，指出用人要各取所长，天下不是无才，而是缺乏鉴才的眼睛。西晋名臣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坐镇荆州十年，为国家发现储备了众多贤才。他出于公心，保举过日后的益州刺史王濬、荆州刺史刘弘，临终前还“举杜预自代”，奠定了晋吞东吴的坚实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优秀的施政者、执政者往往也是最具慧眼的伯乐，他们成为人才选拔制度的重要补充。

修齐治平 监察教化

真正用好人才，选才和育才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家国一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注定了中国式的人才成长道路是和集体、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秦汉之间，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论，但在国家治理层面，实际是儒法道三家汇流，各扬所长，重塑了中央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维护统一成为首要共识，这也是中华文明血脉不绝的关键所在。在此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才培育教化有了鲜明的自身特点：一是对于人才的道德要求贯穿终生，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这是主线也是红线；二是人才培养横向交流频繁，北上南下、东西纵横，根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三是人才培养纵向流动制度化，“种子选手”往往被有计划地安排到多岗位历练。这些传统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被延续下来。

树立官德引导价值追求。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官德越发显得重要，既是对社会管理者的重要约束，也是维系国家一统的关键纽带。云梦睡虎地秦简大约反映了秦昭襄王时代的情况，其中《为吏之道》专论官员的修养和规范问题，提出了为吏“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西汉时期编订的《礼记》对官德修为提出了三条总体要求，“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唐代对官员的道德考核规范为“四善”，既“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些规范逐渐固化为对于社会精英阶层的道德要求，自习变成了必修，“软约束”经过国家认可，成为了“硬要求”。从个人层面看，官员有了道德高限的价值追求，利用勤政自律；从国家层面看，官员融入了家国体系，成为一颗颗“自紧式”螺丝，是维护一统格局的核心力量，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超稳定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基层磨练育才成才。中国传统政治历来推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在一个中央大国，参与治国理政，必是重任在肩，需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自觉，需要有深入了解民情国情的丰富阅历。唐朝的狄仁杰入仕之初曾担任汴州判佐、并州法曹等“小官”，后历任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巡抚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耳顺之年后两度拜相。北宋的范仲淹，入仕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后任安抚招讨副使经略西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历练近30年终于出任参知政事。晚清的曾国藩、胡林翼等有为能臣，也莫不是多岗轮转、多地历练。“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他们几经上下磨砺，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精通了各级实务，具备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从容。

考核监察严肃日常管理。高效的治理体系需要掌握人才的品行、量化工作效果，不断对标纠偏。伴随着中央国家形成，自上而下的考核、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全面覆盖各级官员。“上计”是年终考核制度，起自战国时代，到了秦汉涉及内容已经非常细密。汉武帝设立司隶校尉监察中央机构，创设刺史制度监督地方官员，尤其是对两千石以上的“一把手”，监察制度逐步完善。到了明朝，考核、监督相互融合，官员考核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负责，察功也察过。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特点鲜明，制度有刚性，执行有柔性，刚柔并济的灵活能达到最佳效果。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长孙顺德因为接受了数十匹绢的贿赂被人告发，查明实情后，唐太宗在朝堂之上如数再“赏赐”长孙顺德数十匹绢，“以愧其心”。一年之后，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折节为政，号为明肃”“称为良牧”。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既能明察秋毫，又能严管厚爱，不仅有利于人才成长，还能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用才育才也就相辅相成了。

大国治理，以人为本，以才为重。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拥有超长的时间纵深，经历了百折千回的锤炼，体现出政治的智慧和对人性的思索。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辩证继承，举一反三，我们会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得到更多启发，获得更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