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一个人回忆自己与鲜花的故事：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收到鲜花？什么时候第一次给人送花？什么时候第一次为自己买花？你童年时在故乡摘过的野花，是什么颜色的，它们有香味吗？……我想，大多数时候，回忆之人的嘴角是含着微笑的吧。她们的目光会因为回想而变得悠缓透彻，记忆像一条牵动嘴角上扬的线条，那过往时光中紧贴心扉的人和事，那些或欢乐或叹息的时刻，便会一一浮现。

世界上很少有一种物件，像鲜花这样。它们来自土地，却被人类看作自己情感的代言物。

我们人类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肢体动作，可是有一些时刻，我们却相信：鲜花比语言或动作，都更能表达我们的内心。那些未及说出口的句子，那些已经说出口却收不回来的词语，那些对未来生活的赞美，那些对过往爱人的怀念，都在这种物件中，找到了寄托。捧着鲜花的一刻，人们便短暂地占有了极致的植物之美。

鲜花是植物“发明”出的一种信号。立地沉默的植物无法吱呀乱叫，也难以挥动手臂或是拔腿行走，它们需要想出个办法，让拥有翅膀或能走街串巷的小鸟和昆虫替它们完成繁殖。于是一部分植物拼命释放出自己最大的魅力，用艳丽的色泽或是蜜糖般的芬芳，吸引授粉动物。而我们人类，也经受不住诱惑，我们用剪刀剪下花朵，剪下植物最为艳丽的生命时刻，来装点我们的生活。

我们安排火红的玫瑰表达爱情；我们委托白色的百合代表纯洁、黄色的鸢尾负责友情、蓝色绣球表达希望；我们用粉色康乃馨祝福母亲，用君子兰称赞朋友……我们让花儿在人类所有积极的情感序列中，各司其职。

可是，当你走进自家附近的花店，或者一头扎进自己所在城市的鲜花交易市场，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花儿是经过育种者、种植者、销售者怎样的层层挑选，才有机会进入你的视野？一个与消费者见面的新品种，不仅要在实验室和实验田里经过几年到十几年的筛选，还要在残酷的市场测试中战胜其他强劲对手？育种者是怎样撒下几十万、几百万粒种子，倾注心血与情感之后，耐心等待鲜花开放与新品种性状稳定的时刻？

当鲜花矗立枝头，它需要人们付出足够的耐心静候花开；但是一旦离开枝头，它们便开始了一段与时间赛跑的旅程。离开枝头，鲜花就开始走向死亡，我们却希望时间在它们身上停留。

也很少有一种产品像鲜花这样，它们虽然按照农产品的方式种植，在销售环节却被人们一枝一枝或一束一束来购买，价格永远在变动。如此大量而零散的购买需求，每一次单独议价的过程，人们到底建立了怎样的交易机制，才能让这些生命短暂的鲜花，尽快地到达每一个需要它们的人手中？它们从田间地头，如何到达远近不同的消费者，是怎样被不同的人带回家，装饰什么样的房子，用它们来表达怎样的情感，或是弥补什么样的愧疚？

当我读了美国作家艾米·斯图尔特所写的《鲜花帝国》，十分惊诧于鲜花作为一个产业的复杂性。斯图尔特告诉我们说：或许将花称为商品或者人工制品实在有失浪漫，但现今的鲜花却兼有这两种属性。花卉贸易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鲜花都是实验室制造、试管育种、工厂种植、机器收割，接着被打包装箱、拍卖出售，然后搭乘飞机漂洋过海走进大型超市或当地花店。

斯图尔特描绘了一幅欧美鲜花产业的景象：“你是否去过波哥大、迈阿密或旧金山？那些鲜花就曾去过。或者你住在缅因州，而你女儿婚礼上的鲜花或许已经到肯尼亚、荷兰或曼哈顿周游一周了。这些花搭乘的飞机可能比你坐过的还要大。”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来说，我们在自己城市花店里看到的极为新鲜的花朵，既可能来自云南滇池边的某个种植户，也可能来自厄瓜多尔或肯尼亚的某个农场。它们当中的一部分由云南、山东、辽宁等地运送中国各地，一部分坐飞机到荷兰参加拍卖，然后被快速地运往中国。中国既是鲜花的消费国，同时也是大量鲜花的种植基地。

鲜花搭乘最快捷的交通，在全世界的供需网络中飞来飞去。我想，再也没有一个比鲜花产业更能恰当地体现出全球贸易特性的例子了。但是斯图尔特的《鲜花帝国》里几乎没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内容，她仅提到当今流行的一些花卉，在育种时融入了东方物种的特性，比如来自东方的百合，为当今流行的百合品种贡献了花朵大、颜色艳、香味浓的基因。而对于中国鲜花产业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并不知晓。我作为中国的一个记者，对此也毫无所知。

于是带着一种指向不明的好奇，我于2016年7月的某个午后，走进了云南昆明的斗南鲜花交易市场和鲜花拍卖中心。随着对鲜花产业了解的加深，我觉得自己仿佛是掉进了兔子洞的爱丽丝，在交易市场像海浪般浩渺的鲜花里，感觉自己身形在不断缩小。那些前来送花的种植户、那些在拍卖市场盯着电子交易钟随时准备按键的批发商、拍卖结束后连夜赶往各个城市的货车司机在我眼前不断放大。还有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的建立者们，他们用14年的时间，按照荷兰拍卖市场的模式，建立起一套改良后的中国交易法则。

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产业，将“市场”这个我认为形而上、空洞而广泛的词汇，阐释得如此具体而细微。在拍卖市场的交易中，一方面正在拍卖的鲜花在购买者面前鱼贯而入，做实物的展示；同一时刻，鲜花头顶上的交易大钟用最现代化的电子方式，使得买家们平均每1秒多就达成一笔交易。过去我们总被教导，市场是庞大而多变的，它的脉搏难以捕捉。我们怎么能预知房价要上涨、股市要下跌，我们怎么知道今年猪肉价格大爆发，明年价格就一定会暴跌？

但是在鲜花交易这样一个涉及农产品的领域里，我看到人们用一套极为细致妥帖的规则，将日常零散而随机的需求，纳入了一个稳定的、几乎日日运作的交易体系。它将鲜花产业长长的链条组合起来，在分摊每一个环节利润的同时，也分散了所有环节的风险。这使得鲜花产业有效地遏制了投机，稳定地保护了中小种植者和交易商的利益。

而这套鲜花拍卖体制的建立者——荷兰人，从近100年前建立拍卖中心，直到今天仍然引领着全球的鲜花产业。全世界每天消费的鲜花里，每5枝当中就有1枝是首先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拍卖，才达到消费者手里。荷兰每年的鲜花生产和销售的产值达到了50亿欧元。这个人口只有1680多万、国土面积仅仅相当于两个半北京市的西欧国家，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个产业，真应该去荷兰看看。”在云南与我交谈的鲜花从业者，无论是种植者还是贸易商，或是拍卖中心的管理者，几乎都对我这么说。为什么不呢？每当夜色来临，我在昆明的拍卖市场看到那些十几年前从农村老家来到城市谋生的人，像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一样，在电子竞价器面前伺机而动时，会突然有一种感动——如果不是鲜花产业将他们带入到一个全球交易机制，他们可能只是东莞某家玩具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面目模糊，没人在乎他们的感知，没人知晓他们的头脑与情感，他们只需要做到比机器人更加高效而精准、隐忍而麻木。可是作为鲜花贸易商，在每一次按下交易按钮时，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对机会的把握，他们独立的思考和做决定的能力，他们作为个体的尊严，都伴随着他们的交易席位而切切实实地存在。

我决定去一趟荷兰，来探究中国鲜花从业者口中的圣地。到底是怎样的机制，使荷兰历史悠久的鲜花产业没有经历多少所谓资本主义的“大吞小”“羊吃人”的残酷搏杀阶段，它不以工业化需要产业工人而农民必须丧失自己的身份为发展动力。在这里，若干个家庭种植户、中小股份公司在鲜花产业里长久并存，父母子孙代代相传。

鲜花产业在荷兰稳定地发展了400余年，而我们国家虽然以植物的自然野生资源闻名于世，却在三十来年前，才“迟到”地加入这个产业。荷兰有哪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又有哪些产业机会呢？当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中国农民丧失土地的转型之痛时，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农民不是必须离开土地才能获得尊严，农业并不是只能与难以预料的天气、不稳定的产量、落后的技术与低额的回报相伴呢？土地不代表落后，也不代表只能用房地产的方式劫掠普通人的财富。它值得我们世代倾注情感，获得内心和生活的安全感。

而当我查找历史资料，以及与世界各地的育种者交谈时，我才惊异地获知：当今市场上流行的鲜切花，有相当多的品种，其基因来自中国。中国人选育观赏性植物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英国在近300年的时间里，大量引进中国园林植物，驯化成欧洲人美化花园不可或缺的植物。今天切花市场流行的玫瑰、百合、菊花、绣球等等，都离不开中国基因的重要贡献。

英国作家简·基尔帕特里克在她的著作《异域盛放——倾靡欧洲的中国植物》里，开篇即写道：

今天在英国，许多传统的中国园林植物备受青睐，以致我们完全淡忘了它们的中国血统，并逐渐将它们视为己出。英国全国各地的花园里的植物生发繁茂，它们本源自异国他乡，今天已是反客为主。人们很难想象它们被引种到英国以前是什么样的。试想，如果没有玉兰、连翘、锦带花、绣球花、大花铁线莲，也没有诸如荷包牡丹、牡丹、菊花、虎百合等类似品种的多年生植物，我们的花园将是何等寂寞。试想，如果没有活色生香的腊梅、灌木忍冬、瑞香等，冬天的花园又会何等萧瑟。

这些耳熟能详的植物，其实是在18到19世纪初，许多热心人历尽千辛万苦，才将它们从遥远的中国移植到了英国。

而英国在将中国物种大量引种驯化之后，它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异乡迅速生根发芽，进而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欧洲人用几个世纪建立了一套延续至今的花园文化，又在庭院种植的基础上，生发出了鲜切花的产业。几百年前，当植物猎人从中国运走大量物种，并且广泛繁衍时，多数中国人几乎毫无所知。而当今天，中国鲜花种植户需要从西方育种公司引入新品种时，每一株都需要按照植物专利保护法，交付专利费。

这种跨越时空，涉及物种、繁殖、研发、法律等从自然法则到社会法则的演变过程，既让人瞠目，也让人慨叹。我决心也走访一趟英国的植物园和花园，试图去感受为何大英帝国曾经如此热衷于物种收集，它们怎样改变了植物分布的地域限制，又怎样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为什么英国人大量从东方引种植物，最后荷兰人却在最近的三四百年里，引领鲜花产业以及鲜花消费的时尚呢？这一切如何发生，又如何与当下的中国种植户、中国的消费者发生关联？

没有多少中国农户愿意接受“专利”这个文绉绉的词语，以及它所代表的实际利润的出让。于是我们在中国市场上能看到的鲜花品种，大大少于西方，而且不少鲜花是西方市场一二十年前就已淘汰的品种。我们作为植物王国、大量鲜切花品种的故乡，中国的消费者却基本无缘与成百上千的新品种见面。在看似自由的市场里，我们以为能够自由地挑选鲜花，殊不知，我们接受着消费鲜花的层层限制。每一个品种的鲜花，每一束被我们带回家的花儿，都有着大量我们并不知晓的故事。

在从云南到荷兰、英国的走访过程中，我常常忍不住想：当我们走进花店，挑选一束鲜花，留下货币，换来商品，这看上去与购买一块猪肉、一袋大米或是某种工业产品无异。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鲜花代表了我们的情感？它们为什么值得我们在送花的时刻、收到鲜花的时刻、用鲜花来庆祝的时刻，华服以待？是什么使它们变得与众不同？

在了解了整个产业之后，我想，除了大自然自身的神奇魅力，还有每一个环节人们付出的努力。人们努力繁衍出更加完美的品种，人们像爱护娇柔的孩子一样，尽力减少时间对它们美艳和新鲜度的损耗。是人力与自然的抗衡和合作，使这些鲜花值得被郑重对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待鲜花的方式，表现了我们对待人类情感的方式。

这其中，人们对自然法则的遵守和挑战，人们对于物种保护和交易法则的达成与建立，从育种者、种植者、交易者温柔对待每一批鲜花的方式，再加上买花人那深沉的心意，使我看到了，我们可以对每一束鲜花倾注珍贵情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