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夫妻16万元卖儿子、湖北情侣4.5万元卖女儿、陕西女子5万元卖儿子。这是最近一个月里，警方破获的几起拐卖儿童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拐卖者不是别人，正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骨肉情深，孩子失踪后，最心痛的肯定是父母。然而，相当多的儿童失踪事件，家长都难辞其咎。 中国有多少孩子失踪了？那些失踪的孩子去了哪里？又有什么规律可循？ 失踪儿童有多少？ 中国每年有多少失踪儿童？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公布。 “宝贝回家”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因与公安部合作，被看作是“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 虽然网站没有涵盖所有失踪孩子的信息，但也能最大限度描绘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失踪儿童的情况。 数读菌爬取了该网站截止至2018年8月12日所发布的35850条“家寻宝贝”信息（寻找失踪儿童）和36020条“宝贝寻家”信息（失踪儿童找家），对中国失踪儿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国儿童的失踪问题，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变的严重的，到90年代初，失踪儿童数达历年之最。 也是从90年代起，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公安部也开始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数开始逐渐回落。 中国的失踪儿童人数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猛增，与计划生育政策脱不了干系。 由于一孩子政策，一些父母（亲属）选择将超生的孩子送养甚至遗弃，这导致失踪儿童数猛增。 同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之下，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不惜铤而走险买男孩领养。 学者李钢在一篇研究论文里提到，虽然在1980年时，计划生育政策就调整为只准生一胎，但还未落实，到了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开始严抓。这一年开始，失踪儿童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多。 在35850个被父母寻找的孩子中，因父母（亲属）送养导致的失踪有13360人，直接被遗弃的人数也达到了2376人。 另外，由于重男亲女的观念，女孩被父母（亲属）放弃的比例要更高，超过一半失踪女孩都是因为被送养、遗弃。 因参与拐卖22名儿童案而被判处死刑的谭永志，曾在受审时强调自己是“做好事”。 他在法庭上供述，有工人告诉他，孩子不想要了，让他去打听有没有人要小孩。“我认为我是在办好事，帮助别人解决需要，不算违法。也没有骗、偷孩子，更没有伤害孩子。” 正是由于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不合法地送出，甚至是卖出，司法部门一直将“亲子亲卖”作为打击的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父母（亲属）寻找失踪孩子时，主动承认是自己送养和遗弃，需要一定的勇气。还有相当一部分父母送养、遗弃、甚至卖掉了孩子，但从未坦承过甚至意识到有错。父母（亲属）抛弃孩子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贩子的目标 除了父母（亲属）导致的孩子失踪外，孩子失踪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人贩子诱拐。 提起人贩子，所有人都咬牙切齿。在有关拐卖儿童的刑法中：“刑法（八）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拐卖儿童的最低法定刑，高过了故意杀人。毕竟，当孩子被人贩子拐走的那一刻，就是整个家破碎的时候。 那么，几岁的孩子最容易遭到毒手？ 答案是2-4周岁。 之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易失踪， 是因为孩子到这时已有脱离家长监护的情况，但孩子年龄小，没有自我防范意识，一旦遇到危险无法进行自我保护。 同时，与其他国家人口贩运的主要目的是剥削不同，在中国，人贩子拐卖儿童的主要目的是卖给别人收养。年龄越小，孩子的记忆越少，越能融入被拐家庭。 因此，低年龄段的孩子，最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 除了瞄准低年龄段的孩子外，13-14周岁孩子的失踪率也比其他年龄段高。这时人贩子拐走儿童的目的已不是为了收养，而是做苦力、去乞讨甚至强迫被拐孩子参与违法犯罪。 此外，人贩子最常下手的公共场所是火车站，30%的公共场所失踪案发生在这里。人员密集、流动性强成为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绝佳场所。各类市场和学校也是孩子极易失踪的地方。 被拐孩子去哪儿了 ？ 《亲爱的》是陈可辛执导的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上映后让很多人关注到了拐卖儿童问题。 该电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在儿子被拐后写过一篇文章，叫《孙海洋悲痛的寻子路》。其中有这样一句：“自80年代起，无数儿童被人贩子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大批大批运往了东南的潮汕福州沿海一带”。 孙海洋没有说错，中国西南地区确实是失踪儿童情况最严重的地区。 贵州、重庆、四川三省的失踪儿童数与各自人口的比例，全国最高，是儿童失踪最严重的地方。这些失踪的孩子，除了被贩卖到广东、福建，还被人贩子带到了河南、河北和山东。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如果按照失踪儿童总数计算，失踪儿童则主要来自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和河北等地。 失踪的儿童最终流向了全国各地，其中流入江苏的人数最多，和东部的福建、广东一起，成了儿童拐卖回流大省，拐入和拐出儿童的数量都比较高。 不过，并非所有的失踪儿童都被拐到了天南海北。实际上，高达43%的被拐儿童没有离开原本的地级市；16%的被拐儿童虽然出了市，但仍在省内。 即使是有41%的被拐儿童被送出省去，但大部分人贩子也只送往周围邻省，因为路途越长，暴露的风险就越高。 将数据细化到地级市以后，可以明显的看到，失踪儿童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是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外加西南的成都、重庆，以及东南部的莆田、泉州、广州等地。 大部分的孩子流向了华东地区，和诸多省会城市，其中成都流入的孩子数量高于流出的数量。 之所以流入集中在大城市，可能和在大城市被发现的几率高，上网填报较多有关，还有许多孩子被拐去落后地区，很难找到，更谈不上在网上填报了。 不论孩子被拐去哪里，就算没有被送出家乡，他们与自己亲生父母相认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2014年，福建晋江警方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乐氏夫妇的龙凤胎儿子失踪十年后，被警方找回。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被拐孩子就生活在邻村，离他们只有4公里。乐氏夫妇不敢相信，“经常到洋埭那边去逛，但都没有遇到小鑫，如果遇到了可能也会认不出来。” 像乐氏夫妇一样，还能找回被拐孩子的例子并不高。“宝贝回家”上有七万多条寻亲消息，但目前为止实现家人团聚的只有2500多人。 在另一部“打拐”题材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了一位驾着摩托车寻子的父亲，但寻找了十五年，他也没找到自己被拐卖的儿子。更多孩子失踪的家庭就像他饰演的角色一样，一辈子都找不回自己的孩子。
有时，只一瞬间没回头，生命中的最重要就消失不见。 这是电影《亲爱的》中一句最经典的台词，看完整个电影，就会明白失去孩子的父母有多无助，拐卖孩子的人贩子有多可恨。 5月31日，山西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某等12人拐卖儿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一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某、刘某判处死刑，二人系母女关系。 经当地法院查明，2015年开始，该母女二人及一些家庭成员为谋取非法利益，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收买数量众多的婴儿，并通过山东籍被告人王某、李某、徐某等人将婴儿送往山东进行贩卖。 此案是近年来山西侦破的最大一起跨省拐卖儿童贩卖案件。 而在不久之前，河南周口，光天化日之下，一年轻妈妈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走在街上，不注意被人迷晕，醒来时孩子已经不见，幸运的是之后孩子被找到…… 而被拐卖后没有找到或者找不到的孩子，不计其数…… 中国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拐？至今为止没有权威的数据 被拐卖的孩子都来自哪些途径？ 1. 无力生养的父母送养或遗弃。 数据显示，在35850个被父母寻找的孩子中，因父母（亲属）送养导致的失踪有13360人，直接被遗弃的人数也达到了2376人。 因参与拐卖22名儿童案而被判处死刑的谭永志，曾在受审时强调自己是“做好事”。 他在法庭上供述，有工人告诉他，孩子不想要了，让他去打听有没有人要小孩。“我认为我是在办好事，帮助别人解决需要，不算违法。也没有骗、偷孩子，更没有伤害孩子。” 正是由于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不合法地送出，甚至是卖出，司法部门一直将“亲子亲卖”作为打击的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父母（亲属）寻找失踪孩子时，主动承认是自己送养和遗弃，需要一定的勇气。还有相当一部分父母送养、遗弃、甚至卖掉了孩子，但从未坦承过甚至意识到有错。父母（亲属）抛弃孩子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2. 人贩子直接或间接拐卖甚至是抢夺孩子。 不少案例都告诉我们，因为诱人的利益，人贩子会采取意想不到的手段来达到抢夺、拐卖孩子的目的。 有的是当街利用交通工具正大光明地抢…… 有的是趁监护人不注意利用某些物品诱惑孩子，进而拐走孩子…… 有的甚至团伙作案，颠倒黑白，在“数个好心人”的帮助下众目睽睽夺走孩子…… 火车站、市场、学校等场所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自己保护好孩子就可以万无一失，孩子这件事情上，哪怕有1%的概率，都是致命的。 父母找到被拐卖的孩子有多不容易？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般情况下孩子被拐卖后几乎没有找到的可能，或因找寻时间过长而孩子长大后变了模样后认不出来，或因孩子被人贩子乔装打扮或是将其损害到残疾，真的遇见了，有的父母不敢认甚至是无法接受。 “宝贝回家”上有七万多条寻亲消息，但目前为止实现家人团聚的只有2500多人。 电影《亲爱的》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找了这么久，为什么偏偏是你的孩子？我真的找不动了…… 不少家长不顾一切走在寻找亲生骨肉的路上。 儿时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去外地出差，到达火车站后，一个瘸了腿不会说话的小乞丐死死拽着他的裤腿，不让他离去，任凭这位父亲怎么弄，小乞丐都不愿意松手。 后来经查证，小乞丐是这位父亲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血缘与血缘之间的联系，是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 为什么要拐卖孩子？ 很简单，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没有卖方就不会有拐卖。 我国法律对人贩子做何惩罚？ 根据《刑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2.拐卖儿童3人以上的； 3.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 4.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幼儿的； 5.造成被拐卖的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将儿童卖往境外的。 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重刑率达56.59%。 如何避免悲剧？ 六一之际，借用一个视频台词来结束本文。 小朋友们要记牢，一人别离家和学校，放学不是亲人接，要向老师去报告，陌生人给东西吃，可千万不能要，陌生人想把你抱，一定要撒腿就跑，牢牢记住，爸妈的电话号，遇坏人大声叫，往人多的地方跑，放学回家，不独自去玩耍，有人搭讪不回答，叫你上车别理他，一人在家，生人敲门别应答，不管他说啥，先给爸妈打电话，迷失方向，拨打报警电话，牢记防拐口诀，在阳光下成长吧。 六一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保护好他。
“中国每年都有无数童工被社会各界好心人解救，但你知道吗，许多童工一点儿都不感激。因为他们知道，血汗工厂虽然暗无天日，可自己的家乡还要悲惨得多”。 杨三朋是一个15岁的贵州小男孩，在江苏常熟服装城的一家黑作坊工作，一个月工资2500元。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1点，杨三朋每天要缝1000多条裤子，做不完就加班，没法加班就扣工资。很显然，没有多少人能忍受这样的非人待遇。 与杨三朋有类似遭遇的是吉曲阿牛。来自四川凉山的吉曲阿牛从13岁开始就在深圳一家电子工厂打工，工作内容是拼装焊接手机摄像头，每天要焊接1000个，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除了午餐休息半小时，中途不允许说话、玩手机，连上厕所或者喝水时间太长也会被罚。 几乎每年，中国都会有像杨三朋、吉曲阿牛这样的童工得到大面积关注。几乎每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也都会无比同情这些童工的悲惨生活。还有人表示愤怒，为什么这些童工的家长如此没有人性，为什么这些黑心老板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政府不把血汗工厂全部取缔？还在等什么呢？但很遗憾，虽然同情心是人类的一大美德，虽然中国的童工问题确实令人心痛，但我们仍然要告诉你：在中国，童工和他们家庭做出的选择，是不得不做的无奈选择。 他们真的太穷了 为什么童工要成为童工？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因为穷。大家都知道，童工往往来自于中国的穷乡僻壤，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童工的家乡到底穷到什么地步。 上文提到的童工杨三朋，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在2014年，紫云县的农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5868元，排名贵州省倒数(77/88)，不仅低于贵州省农村的平均值6677元，还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10489元，更比不上东部地区农村的平均数13145元。 童工吉曲阿牛的家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贫困地区，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2014年，凉山农村人均生活消费年支出仅为545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2878元，平均下来每天7.88元。你可以估算下，他们几天能吃上一次肉。 外出打工是贫困地区人民能看到的最后一线希望。2014年，全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达到了2864元。如果在富裕的东部地区打工，还能赚得更多一些，达到2966元。除掉东部地区的月生活消费支出944元，那么前往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每月最多有可能存下2000元左右的钱。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农民工，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低技能童工的工资肯定没法和16岁以上农民工相提并论，要大打折扣，而且我们也找不到童工工资的官方数据，但从调查报道来看，许多童工的工资至少达到了2000元左右的水准，很多孩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需要注意，我们并不是在支持童工，沿海地区许多血汗工厂的生活确实暗无天日。童工没日没夜地给黑心老板做牛做马，在一些狠心老板手下，做得不好甚至还要挨打。2016年4月，一名在广东佛山打工的14岁湖南籍童工猝死，或许就与生前每天加班11小时脱不了干系。 但问题在于，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生活在血汗工厂里，可穷困潦倒的家乡，难道就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童年吗？那可是饭都吃不饱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童工被政府解救之后一点儿都不感激。有凉山童工说“外面打工的日子再艰苦，也总比在家里受穷受苦要好得多”；还有凉山童工说“回家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更有童工拒绝调查记者的拍摄，“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 教育不能改变童工命运 很多正义之士都不相信小小年纪的童工，能够对自己的前途有足够成熟的认知。他们认为童工就像小白鼠一样被黑心老板给“洗脑”了，他们还认为童工和家长都太短视了，童工在本该上学的年纪出来打工，错过了最佳的学习窗口，导致成年之后一直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正义之士说对了一个点：童工基本上都是辍学生。中国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下都算童工，而初中毕业正常年龄是15岁左右。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源源不断的童工大军背后，其实就是初中甚至小学都没读完就辍学的孩子。 尽管在官方口径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已经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可中外多位学者的研究都有力证明中国小学、初中辍学率被严重低估。2016年，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青海省和宁夏省的181所农村小学，发现整个小学阶段累计辍学率高达8.2%。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进入农村小学，就有8.2个学生不能毕业。 农村中学的辍学情况要比小学更加触目惊心。2015年底，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另外一项研究，集过去7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发现中国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累计辍学率在最坏情况下高达63%。 如果有100个学生进入初一就读，那么有31个学生还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有46个学生将进入普通或者职业高中就读，最后只有37个能顺利从高中毕业（23个是普通高中，14个是职业高中）。 考虑到中国职高教学水平令人堪忧，最后能从普高毕业的才是幸运儿（才有可能不从事低技能劳动），再考虑到中国整个应试教育体制竞争极为惨烈，那把初中辍学童工赶回学校，他们继续上高中、继而把高中读完的可能性能有多少？统计数据摆在这里了。 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都希望童工能靠教育改变命运。但你会发现，冰冷的事实并不在乎大家的感受。在中国，把童工赶回学校，孩子们也很难顺利完成学业。下令遣返童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未来还是注定会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命中注定要吃苦 正义人士一厢情愿要把童工送回学校，其良苦用心确实值得钦佩，但他们不知道童工一开始为什么要辍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多项研究都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对于初中辍学生来说，机会成本是主要原因，去上学就意味着家里丧失了一个劳动力。越穷的学生，越容易辍学，上文已经提到过童工家乡到底有多穷，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人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原因是农村学生的学习成绩。一个学习成绩糟糕的初中生，更可能降低学习期望，也就更可能辍学。更可怕的是，一部分农村学生成绩糟糕与他们的智力水平有关。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西部农村地区做的抽样测试发现，近半数农村初中生智商低于90。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或者天生如此，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出生后的前1000天养育不当——人的认知水平在0-3岁时已基本建立，此后养育、学习对认知水平提高并不显著。那为什么会出现养育不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因为投错了胎。 为了提高中国农村初中差生成绩，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展开了8次干预项目，却没有一次成功。换句话说，你再怎么激励农村初中的差生，都很难奏效了。这些差生的知识吸收能力无法胜任高中乃至大学教育，老师都拿他们没办法。听起来让人非常难过，可这就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样的初中差生，辍学去做童工的当然不在少数。你把他们从血汗工厂手里解救出来，让他们重返学校，他们的学习成绩只会持续低迷，他们很难打败其他学霸。那么走出大山，走出破败的家乡，去当一名童工，就变成了不那么坏的选择——至少还能学点技能，赚点钱。你还能怀疑童工是愚昧、短视吗？ 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不难看出，贫困家庭做出的童工选择，比人们想象的要成熟、理性得多。如果没有相关政策打配合，解救童工的结果，不过就是让童工以更卑微的方式生活在人们视线之外。 与中国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童工现象也十分普遍。1993年，美国参议院有人提出应禁止从雇佣童工的国家进口商品，孟加拉国闻风而动，随即解雇了服装业约50000名童工。但美国劳工部后来发现，孟加拉国大部分被解雇的童工又在其他服装厂，或者那些更小的、未登记的服装分包厂找到了工作。道理总是相似的。 有人一定会说，既然学习成绩差的童工已经覆水难收，那么学习成绩好、家里却没钱的童工总有办法拉一把吧。只要政府给足了学费，给足了补助，那他还是可以不必给黑心老板做牛做马的，还是可以背着书包去上学的。 实际上，中国“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已经实行了超过10年，每年都在增加投入，政府也宣布了好几次胜利，但今天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的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两免一补”政策只减少了上学的直接成本，却无法减少那些潜在的间接成本。 “两免一补”政策对真正的穷人家庭来说实在是太杯水车薪了。富裕地区如广东省，2016年农村贫困寄宿初中生的补助每年也只是刚刚达到了1250元，可许多童工一个月就能赚到2000元。要想在义务教育阶段把孩子留在学校，你就得想办法补偿其作为一个劳动力的潜在成本，你就得对其家庭做出足够的补偿。 去哪里找这么多钱呢？作为“明星”贫困地区的四川凉山吸收了大量的各级财政补助，在2014年，有55.8万名农村居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即便如此，每个月分到每人头上的低保资金，也只有93.3元。 凉山隔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游离在聚光灯之外，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只能分到79.9元。更何况农村家庭中还有许多生病、残疾、年老的居民，他们既不能作为劳动力，又得花钱治病……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成绩再好，在学校也待不下去。 可能是嫌农村孩子还不够倒霉，中国从2001年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撤点并校”，一直到2012年才紧急停止。十年间，疯狂的“撤点并校”导致中国农村学校数量直接少了一半，远远超过了农村生源的减少速度。 政府把教育改革的投入转移到了农村家庭身上，无形又增加了农村学生的上学成本。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农村学生，需要承担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餐费，明摆着逼穷学生辍学。时至今日，“撤点并校”的幽灵仍然漂浮在农村上空。 我们穷尽这么多可能性，不是在鼓吹万恶的童工有多好，而是为了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童工及其家庭做出的选择，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大量研究都表明，经济发展是消灭童工问题的最根本途径，既然家乡世代贫穷，那还不如另谋出路。 童工当然还有一个永久改变自己和下一代命运的机会：待他们在沿海地区工作到成年后，如果哪天政府开恩，允许他们成家生子，定居下来，他们永远逃离了家乡，也就有可能摆脱贫穷。 可看看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对待外来人口是什么态度。你觉得要清理低端人口的北上广深，会允许童工这样的低技能劳动者在未来定居下来吗？你觉得那些嚷嚷着“外地人滚”的既得利益者，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参考文献： 贵州省统计局, 贵州统计年鉴, 2015. 四川省统计局, 四川统计年鉴, 2015.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001.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 201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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