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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伴着莫扎特与巴赫的钢琴曲，穿着黑色呢子大衣、戴着格子围巾的木心躺在鲜花中，与这个世界告别。
陈丹青将一盒红色中华烟放在木心的枕边。“先生一辈子不落俗套，他要以‘木心的范儿’高贵地离开。”陈丹青说。
这位并不为人所熟知的老人，5年前离开美国，隐居在家乡乌镇的“晚晴小筑”里。同年，其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国内出版。那时，这位在大陆的“新作者”已经79岁了。
事实上，早在1984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便为木心特设“散文展览”专号，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而那时木心的部分散文与小说也已经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
也正是在纽约的地铁上，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的陈丹青结识了日后被他称为“师尊”的木心。
“在我与木心先生相处的29年里，我亲眼目击他如何挚爱艺术，如他自己所说：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陈丹青在悼词中写道。
上世纪80年代是木心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在的士里写，巴士站上写，厨房里一边煮食一边写，最喜欢在咖啡店的一角写，写到其他的椅子都反放在台子上，还要来两句：“即使我现在就走，也是最后的一个顾客了。”
他清晨6点起床写作，一天通常要写七千字，要反复修改，五稿六稿，过一周再看再改。木心常说，如果把某一文的改稿放在读者面前就可知道，我有多窝囊。
木心还在家中开设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据听过木心课的人回忆，木心讲课，有时身着灰色西装，灰色领带，有时穿黑色呢子大衣。讲课时，他的手臂会撸起来，讲得神采飞扬。一群人围着他，从吃完饭九十点钟开始讲，讲到曙色初动，窗户开始亮了，学生们东倒西歪都睡着了，他仍是不停地讲，全是灵感。
中国美院教授曹立伟还记得，木心很喜欢《诗经》，说，如果别人拿《荷马史诗》和我换《诗经》的话，我是不换的。他鼓励年轻人读尼采，说尼采是“钙”，可以使骨头硬起来。讲到福楼拜时，他的眼睛会湿润起来。一次听木心的开场白，他说，“在一个万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房屋，里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接待路过的所有类型的朋友，有强盗，有英雄，有商人，有学生，有流浪汉等等，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接待，都可以请进来，都可以长谈，这个老人就是文学。”
到了晚年，他仍然乐于在院落里拄着拐杖散步，迎接来访的年轻人，与他们聊天。
生于80年代的书评人顾文豪曾去探访木心。先生少有客套寒暄，坐定，点烟，即谈文学艺术。聊到兴起处，点烟时烟头竟反了，点了烟屁股，一吸差点儿烧到自己，忙说“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木心还为顾文豪取来美国原版画册观赏，讲画时话不多，只说，“你们看画，我看你们的眼睛。”临行时，顾文豪曾请木心签名留念，木心笑拒，答说“今天要让你一无所获，满载而归”。
“先生是有贵族气质的，把自我也当做艺术品在雕刻。”顾文豪说。
他眼前的木心，穿花色衬衫，外着一白色马甲，穿牛仔裤，戴着精致的戒指，笑起来眼睛里“很清澈”，像一个“满头银发的大男孩”。
1927年的冬天，一个名叫孙璞，号牧心的男孩子生于乌镇，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孙家花园距茅盾家不远，木心幼时常到沈家借书，读破了，修补好了再去归还。而他的私塾先生便是著名词人夏承焘。
他少年时的阅读经验也由此形成。他欢喜《诗经》就是“我要的文体”，也在十四五岁之际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他学张爱玲写农村，也学瓦格纳写悲剧，写到所有角色都死了，“只好写鬼魂出场”。
木心曾笑谈，自己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陈丹青称其为五四文化的“遗腹子”，“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
然而，木心本人却从未与任何文学团体结缘，始终自称为“文学的个体户”。
1946年，他考入上海美专学习油画，不久后转入杭州国立艺专研习中西绘画。20岁出头时，这位贵公子还曾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白天上街游行，傍晚则点上一根蜡烛弹奏肖邦。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长于绘画，热爱写作，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
“文革”爆发后，从14岁起创作的20本小册子悉数被抄没，木心也被关入防空洞。
在狱中，他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他还在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散文、诗歌。墨水快要用光了便掺点水进去故意打翻在饭里，以写检查为由向看守要墨水。他写满了66张白纸的《狱中札记》，藏在棉袄夹层里。他还为此创作了一首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
偶然的机会，他曾对《北京日报》的高级编辑李静谈起过那段往事。他说可以死的机会很多，活下去更苦，我选难的。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难的，贵族到没落的时候越发显得贵族。
“他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既不迁就自己，也不迁就别人，更不迁就这个世界。”李静说。
在乌镇时，他曾将写好的词集交给夏承焘先生，夏老说，“将你的集子与唐诗宋词放到一起，已难分古今优劣。”孰料，木心当即将词集扔进火炉，尽数烧毁。
“文革”后，木心被任命为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本可过上安稳的日子，但他却决定自费留学到纽约。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在55岁的时候还要去异国他乡过衣食无着的生活？”李静回忆道，“先生的目光是嘲笑式的，他说我倒是很奇怪你的奇怪。”
80年代末，曹立伟夫妇在纽约买了新房，并邀请木心入住。
曹立伟记得，木心书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黑色，书桌上摆放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相框。木心爱音乐，却不常听。他说，要是想听音乐，一定要放下手里的一切，就把它当做一件大事，好好地听。
他喜欢吃甜食，爱逛古董店，常在地铁口迷路。他爱看报纸，但从不看文艺界的新闻。他也很少打开电视，偶尔破例是因为迈克尔·杰克逊的巡回演唱会。
他穿着讲究。他曾亲手把一条细灯芯绒直筒裤细细密密地缝成马裤，钉上一排5颗扣子，用来搭配皮靴。他会戴着眼镜裁剪衬衫，并赞赏托尔斯泰是会自己做靴子的人。
“他太干净了。”曹立伟说，“这种干净是从内而外的。”
有一次，曹立伟半岁大的小女儿在襁褓中睡着。木心向曹立伟做个“嘘”的手势，两个大男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木心笑说“一个天使，两个贼”。
2006年，他的作品被引入大陆，他本人也被陈丹青接回中国。陈丹青在追思会上说，先生像小孩子一样，他说飞机降落怎么这么慢，苍蝇一停就停住了。
陈丹青曾数次告诉读者，要去阅读木心，理解木心，因为在汉语书写持续荒败的年代，是他在独自守卫汉语的富丽、汉语的尊严。
“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曾这样说。
一位上海的青年女作家在读了木心的著作后打电话给陈丹青：“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小瘪三！”
美国的两位纪录片导演一直想拍中国的当代艺术，可是他们看了又看，却感觉仍然是在看西方艺术在中国的反射，直到遇到木心，“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2月24日这一天，他们也来到现场拍摄葬礼与追思会的画面。
一个16岁就开始读木心的女士从台湾赶来。她曾给先生写过信，问先生她可不可以被称为最佳读者。追思会上，她提前一个小时到场，一个人也没有。她说这样够了，她终于做到了第一个读者。
一名来自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生，抱着木心的7本书，坐了15个小时的火车到乌镇。他在路上一直哭，列车员问他“怎么了，孩子”。他就说了一句话，家里有一位老先生去世了。
一个来自青岛的男孩子，为见木心在两年前就辞掉工作到乌镇打工。每到休假日就骑自行车在先生家周围转啊转，却一直觉得自己不够资格。直到一年零八个月后才敢去拜见先生，并一直陪伴他到临终。
陈丹青最后一次在病床前陪伴木心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木心醒来用眼睛找他。半醒半昏地说：“上帝弄错了，我写的不是《红楼梦》那一路东西。”
“你记不记得你写的东西。《明天不散步》，记得不记得，《哥伦比亚的倒影》，记得不记得。”陈丹青问先生。
木心的眼睛亮了，他有些高兴地说，“记得，写的好，伟大。”
在木心深度昏迷的时候，十几个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读者在病床前照顾先生。陈丹青曾把他们叫到先生的病房，为他们拍了合照，回去一看觉得都像孤儿一样。
这些年轻人会在木心的床前低声念起那首叫做《我》的小诗：我是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
但没有等到后一天的冬至，没有等到大雪纷飞，这个戴礼帽、执阳伞、坐在大雪纷飞的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目光炯炯的男子，永远地离开了。
12月24日，伴着莫扎特与巴赫的钢琴曲，穿着黑色呢子大衣、戴着格子围巾的木心躺在鲜花中，与这个世界告别。
陈丹青将一盒红色中华烟放在木心的枕边。“先生一辈子不落俗套，他要以‘木心的范儿’高贵地离开。”陈丹青说。
这位并不为人所熟知的老人，5年前离开美国，隐居在家乡乌镇的“晚晴小筑”里。同年，其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国内出版。那时，这位在大陆的“新作者”已经79岁了。
事实上，早在1984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便为木心特设“散文展览”专号，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而那时木心的部分散文与小说也已经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
也正是在纽约的地铁上，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的陈丹青结识了日后被他称为“师尊”的木心。
“在我与木心先生相处的29年里，我亲眼目击他如何挚爱艺术，如他自己所说：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陈丹青在悼词中写道。
上世纪80年代是木心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在的士里写，巴士站上写，厨房里一边煮食一边写，最喜欢在咖啡店的一角写，写到其他的椅子都反放在台子上，还要来两句：“即使我现在就走，也是最后的一个顾客了。”
他清晨6点起床写作，一天通常要写七千字，要反复修改，五稿六稿，过一周再看再改。木心常说，如果把某一文的改稿放在读者面前就可知道，我有多窝囊。
木心还在家中开设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据听过木心课的人回忆，木心讲课，有时身着灰色西装，灰色领带，有时穿黑色呢子大衣。讲课时，他的手臂会撸起来，讲得神采飞扬。一群人围着他，从吃完饭九十点钟开始讲，讲到曙色初动，窗户开始亮了，学生们东倒西歪都睡着了，他仍是不停地讲，全是灵感。
中国美院教授曹立伟还记得，木心很喜欢《诗经》，说，如果别人拿《荷马史诗》和我换《诗经》的话，我是不换的。他鼓励年轻人读尼采，说尼采是“钙”，可以使骨头硬起来。讲到福楼拜时，他的眼睛会湿润起来。一次听木心的开场白，他说，“在一个万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房屋，里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接待路过的所有类型的朋友，有强盗，有英雄，有商人，有学生，有流浪汉等等，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接待，都可以请进来，都可以长谈，这个老人就是文学。”
到了晚年，他仍然乐于在院落里拄着拐杖散步，迎接来访的年轻人，与他们聊天。
生于80年代的书评人顾文豪曾去探访木心。先生少有客套寒暄，坐定，点烟，即谈文学艺术。聊到兴起处，点烟时烟头竟反了，点了烟屁股，一吸差点儿烧到自己，忙说“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木心还为顾文豪取来美国原版画册观赏，讲画时话不多，只说，“你们看画，我看你们的眼睛。”临行时，顾文豪曾请木心签名留念，木心笑拒，答说“今天要让你一无所获，满载而归”。
“先生是有贵族气质的，把自我也当做艺术品在雕刻。”顾文豪说。
他眼前的木心，穿花色衬衫，外着一白色马甲，穿牛仔裤，戴着精致的戒指，笑起来眼睛里“很清澈”，像一个“满头银发的大男孩”。
1927年的冬天，一个名叫孙璞，号牧心的男孩子生于乌镇，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孙家花园距茅盾家不远，木心幼时常到沈家借书，读破了，修补好了再去归还。而他的私塾先生便是著名词人夏承焘。
他少年时的阅读经验也由此形成。他欢喜《诗经》就是“我要的文体”，也在十四五岁之际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他学张爱玲写农村，也学瓦格纳写悲剧，写到所有角色都死了，“只好写鬼魂出场”。
木心曾笑谈，自己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陈丹青称其为五四文化的“遗腹子”，“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
然而，木心本人却从未与任何文学团体结缘，始终自称为“文学的个体户”。
1946年，他考入上海美专学习油画，不久后转入杭州国立艺专研习中西绘画。20岁出头时，这位贵公子还曾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白天上街游行，傍晚则点上一根蜡烛弹奏肖邦。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长于绘画，热爱写作，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
“文革”爆发后，从14岁起创作的20本小册子悉数被抄没，木心也被关入防空洞。
在狱中，他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他还在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散文、诗歌。墨水快要用光了便掺点水进去故意打翻在饭里，以写检查为由向看守要墨水。他写满了66张白纸的《狱中札记》，藏在棉袄夹层里。他还为此创作了一首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
偶然的机会，他曾对《北京日报》的高级编辑李静谈起过那段往事。他说可以死的机会很多，活下去更苦，我选难的。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难的，贵族到没落的时候越发显得贵族。
“他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既不迁就自己，也不迁就别人，更不迁就这个世界。”李静说。
在乌镇时，他曾将写好的词集交给夏承焘先生，夏老说，“将你的集子与唐诗宋词放到一起，已难分古今优劣。”孰料，木心当即将词集扔进火炉，尽数烧毁。
“文革”后，木心被任命为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本可过上安稳的日子，但他却决定自费留学到纽约。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在55岁的时候还要去异国他乡过衣食无着的生活？”李静回忆道，“先生的目光是嘲笑式的，他说我倒是很奇怪你的奇怪。”
80年代末，曹立伟夫妇在纽约买了新房，并邀请木心入住。
曹立伟记得，木心书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黑色，书桌上摆放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相框。木心爱音乐，却不常听。他说，要是想听音乐，一定要放下手里的一切，就把它当做一件大事，好好地听。
他喜欢吃甜食，爱逛古董店，常在地铁口迷路。他爱看报纸，但从不看文艺界的新闻。他也很少打开电视，偶尔破例是因为迈克尔·杰克逊的巡回演唱会。
他穿着讲究。他曾亲手把一条细灯芯绒直筒裤细细密密地缝成马裤，钉上一排5颗扣子，用来搭配皮靴。他会戴着眼镜裁剪衬衫，并赞赏托尔斯泰是会自己做靴子的人。
“他太干净了。”曹立伟说，“这种干净是从内而外的。”
有一次，曹立伟半岁大的小女儿在襁褓中睡着。木心向曹立伟做个“嘘”的手势，两个大男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木心笑说“一个天使，两个贼”。
2006年，他的作品被引入大陆，他本人也被陈丹青接回中国。陈丹青在追思会上说，先生像小孩子一样，他说飞机降落怎么这么慢，苍蝇一停就停住了。
陈丹青曾数次告诉读者，要去阅读木心，理解木心，因为在汉语书写持续荒败的年代，是他在独自守卫汉语的富丽、汉语的尊严。
“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曾这样说。
一位上海的青年女作家在读了木心的著作后打电话给陈丹青：“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小瘪三！”
美国的两位纪录片导演一直想拍中国的当代艺术，可是他们看了又看，却感觉仍然是在看西方艺术在中国的反射，直到遇到木心，“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2月24日这一天，他们也来到现场拍摄葬礼与追思会的画面。
一个16岁就开始读木心的女士从台湾赶来。她曾给先生写过信，问先生她可不可以被称为最佳读者。追思会上，她提前一个小时到场，一个人也没有。她说这样够了，她终于做到了第一个读者。
一名来自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生，抱着木心的7本书，坐了15个小时的火车到乌镇。他在路上一直哭，列车员问他“怎么了，孩子”。他就说了一句话，家里有一位老先生去世了。
一个来自青岛的男孩子，为见木心在两年前就辞掉工作到乌镇打工。每到休假日就骑自行车在先生家周围转啊转，却一直觉得自己不够资格。直到一年零八个月后才敢去拜见先生，并一直陪伴他到临终。
陈丹青最后一次在病床前陪伴木心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木心醒来用眼睛找他。半醒半昏地说：“上帝弄错了，我写的不是《红楼梦》那一路东西。”
“你记不记得你写的东西。《明天不散步》，记得不记得，《哥伦比亚的倒影》，记得不记得。”陈丹青问先生。
木心的眼睛亮了，他有些高兴地说，“记得，写的好，伟大。”
在木心深度昏迷的时候，十几个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读者在病床前照顾先生。陈丹青曾把他们叫到先生的病房，为他们拍了合照，回去一看觉得都像孤儿一样。
这些年轻人会在木心的床前低声念起那首叫做《我》的小诗：我是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
但没有等到后一天的冬至，没有等到大雪纷飞，这个戴礼帽、执阳伞、坐在大雪纷飞的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目光炯炯的男子，永远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