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北大学生马朝旭前往新加坡参加首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夺下“全场最佳辩手”桂冠。如今，这名少年老成、辩才超群的“马同学”，已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刊出对马朝旭的专访，回忆起当年的点滴见闻，他深有感触地说，“有规则的辩论，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

1986年，马朝旭23岁，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有一天突然被学校告知，要组队远赴新加坡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对外的大门打开时间还不长。虽说要到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北大师生们对于“辩论”到底是什么全然不知，只能通过研究新加坡广播局邮寄到北京的比赛章程、录像带，琢磨如何准备比赛。

许多3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大概都记得当年大专辩论会的盛况，北大辩手的风采与深厚学识令人折服。殊不知原来他们事前已厉兵秣马多时，通过准备辩论，“等于当了一次研究生。”马朝旭说，“当时我们没有电视，要专门到电教室看。看了录像后，对辩论会有所了解，但对如何参加比赛还是完全没有概念。于是我们就设计了一整套课程，根据预先知道的两个辩题进行深入学习，由北大老师讲课。”

那一年，中国与外界的发展水平差距极大，中国人均GDP才900多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才21亿美元。“印象太深刻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出国门，有些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很快就到了新加坡。”马朝旭说。从当时乘坐飞机的型号(波音767)，到樟宜机场接机人员的队伍，隔天到小贩中心吃海南鸡饭，以及在当地一周时间所参观游览的地点，住过的酒店，他都历历在目。

马朝旭也有说不完的小故事。当年他们搭飞机来新加坡的途中，同机一名新加坡老先生听说中国大学生到新加坡交流，特别兴奋，相谈甚欢。没想到，马朝旭他们抵达新加坡一两天后，老先生送了一篮红毛丹到他们下榻的酒店，让他们第一次品尝到红毛丹的味道。他更清楚记得，临走前一晚各校学生联谊，为祝贺北大夺冠，他们把获得“最佳辩手”的马朝旭连人带西装丢进酒店游泳池里。

1980年代，不论是辩论会的主办方或参与者，大家都没有利益考虑，双方诚挚交往，反而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马朝旭说：“亚洲大专辩论会完全是一个文化的交流，是两国青年的聚会，意义远远超过一次辩论。再有一点我非常高兴也很自豪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把辩论带到了中国。”

马朝旭回忆说，当时主办方非常周到，临走时在机场送给他们一盘比赛录像。后来，“中央电视台就找到我们。电视台的人问：‘听说你们去辩论，有没有什么资料？’我们把录像带给他，当天晚上就播出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央视是在晚上10点半的冷门时间播出比赛实况，没想到引起全国关注，后来重播好几次，在中国大学里开启了一股辩论风气。时至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还能搜到不少当年辩论会相关资料，包括每届比赛的盘点，当年的辩词实录等。

一夜成名的马朝旭，无意中成了辩论在中国的形象代言人。他后来到北京电视台主持过多场辩论会，并被当年《半月谈》杂志评选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他与队友还出版了一本书《辩论和我们》，描述了北大辩论队在新加坡的整个行程，又把比赛规章附在书里。该章程成了中国大学生组织辩论的基础，中国以后的辩论基本上都沿用这个模式进行。

后来，亚洲大专辩论会更名为国际大专辩论会，并于1993年再掀高潮。一个小小的火花，可以在中国产生长久的影响，这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需要大有关系。马朝旭说：“有规则的辩论，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还在探索，除了经济上的探索以外，其他领域也在探索，青年人要探索，用什么方式呢？”

由新加坡引介到中国的辩论，充当了大学生进行思想碰撞的形式工具。之前，大学生有演讲活动，但那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交流，带有主从关系的特点。互动式、平等的，强调相互尊重、以理服人的公开讨论与辩论形式在中国的展开，是受到新加坡的影响。

2009年2月，戴金丝边眼镜、身着深色西装、蓝色领带的马朝旭站在发布台上，十几个问题一气呵成，完成了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首次亮相。但提及辩论经历，已从事多年外交工作的他不愿多谈，只强调“发布会不是辩论会”。直到此次接受专访，马朝旭才首次在媒体上公开忆述这段经历。“20多年来，我跑了近百个国家，就是这段事记得极其清晰，大家都非常透明，朴素，真诚，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个记忆是永远抹不掉的。”他说。
（编辑：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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