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所罕见，亦为世所公认。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中国史学无愧是这一发展的进程在世界东方的辉煌记录。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了全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记录的一个部分 ——一个值得人类骄傲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最近300年来的世界学术史表明，中国史学的世界意义，不断受到一些有声望的学者的评论和称颂。十八世纪的法国学者伏尔泰，十九世纪的德国学者黑格尔，二十世纪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当是这些有声望的学者中最有声望的人了。

伏尔泰在 1765年发表了他的《历史哲学》(即今所见《风俗论·导论》)。在《历史哲学》中，伏尔泰是这样评论中国史学的：

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 4000多年前建立的。……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它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它地方尚无先例。

……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他们与其它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中国人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

这里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原则，即：如果一个民族最早的编年史证明确实存在过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帝国．那么这个民族一定在多少个世纪以前早就集合成为一个实体。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 4000多年来，每天都在写它的编年史。 [1]

这是 240年前，一位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西方哲人、历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评价。这使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就像是在聆听一位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怀有崇高敬意的教师，在娓娓地讲述着他的心得和认识，他的判断和评论。因此，我们就不会感到引文的冗长，而是感到格外的亲切。

当然，伏尔泰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和评价，间或也有过誉之处，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某种误解，一方面也是出于同欧洲及世界其它各 国的比较，这后一点从他的著作中看得十分清楚。这就是说，从总体上看，伏尔泰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和评价，是一种严肃的认识和评价，是把中国史学作为世界史学的一个辉煌的部分来认识和评价的。

如果说伏尔泰是着重在评论中国史书的话，那么黑格尔对中国史家则有他的精辟的认识。他讲过一句名言：“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2] 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评论，有些是需要后人予以澄清的，但他对中国史家的这个评论，则是中肯的。中国至晚自西周以来，史官、史家确是“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就史官来说，唐代以前姑且不论，如果把唐太宗贞观三年 (629年)正式设立史馆以后直至清代的史馆中有史官职衔的人统计一下，那将是一个庞大的名单；如果把自孔子以下历朝历代那些没有史官职衔的史家统计一下，同样也将是一个庞大的名单。黑格尔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对文明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约瑟博士是当今许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英国学者，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撰述而取得的辉煌的成就，不仅受到了中国人的尊敬，也受到了全世界学术界的尊敬。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即《导论》中，在对中国作“历史概述”之前，以极大的兴趣简要叙述了“中国历史编纂法”的有关问题。他以赞叹的口气写道：

也许不用多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它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还是很不确切的。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关于某一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中国往往不仅可以确定它的年份，而且还可以确定月份，甚至日期。……尽管各个朝代的官职和名称不断变化 (如12世纪郑樵所著的《通志略》中，对此有丰富的记载)，但都设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的和当时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些史书所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最近曾有德效骞与修中诚加以赞扬和描述。

李约瑟还详细地介绍了朝代史即“正史”的“格局”，并分别介绍了编年史、纪事本末史、别史、杂史、杂着、笔记、笔谈，认为杂着以下这类书中“ 的确往往含有对科学史有决定性意义的论述” 。李约瑟在高度赞扬中国历史编纂学及其成就的时候，也透露出一位科学史大师的沉重心情，他说：“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还没有一部中国史书被译成西文，这应该说是全世界学术界最大的憾事之一。” [3] 他这里所说的“中国史书”，应指《史记》、《汉书》等历史名著。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史学在李约瑟博士心目中的崇高的地位和沉重的分量。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对伏尔泰、黑格尔、李约瑟关于中国史学评论作详细的评论；我们只是通过他们的这些论述，证明中国史学在近300年以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学者用以说明人类文明与创造的知识宝藏。

中国史学不仅属于中国，它也属于世界。

二

中国史学是中国文明的产物。同时，它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其根本性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记录了中国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历史和特点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爆发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像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疏的梯道。这个梯道也是文明渊源不断的一个明显证据。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著作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最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在《史记》中，《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仪止迄未中断。在《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 (前841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它们首尾相衔，形成一条史的长龙。其实，中国历史著作的可贵之处还不限于时间上的前后衔接，而且中国历代史书从体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发展脉络可寻。 [4]

（二）促进了中华民族各族间的历史共识，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史官、史家就有写多民族历史的传统，他们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之下，写周王室同各诸侯国的关系的历史，也写“诸夏”同“诸夷”的历史。此后，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主要写了中原地区的历史，同时也写了边远地区的历史，实质上是写出了中华民族之多民族的历史，写出了自秦汉以后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各族统治者之间，是有共识的。本书的有关章节，将对此有翔实的阐述。

仅就这两点来看，中国史学之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三

中国史学所蕴含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具有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价值，并有利于当前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哲人、史家和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从先秦古训说的“彰往而察来” (《易·系辞下》)，到刘知幾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从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条)，到郭沫若说的“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5] ，都是告诉人们认识历史的必要性和认识史学功能的重要性。这个思想贯穿着整个中国文明史，也贯穿着全部中国史学史。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个思想是不难获得现实的理解的。这是因为尽管已经逝去的那一部分历史运动已成为过去，我们仍然可以从关于它的记载和撰述中，以及它所遗留下来的其它一些遗产和信息中，去认识它的面貌，去认识无数前人的社会实践和伟大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再从遥远的过去来审视现实，进而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起来，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出更大的才能和创造精神。

那么， 从社会要求的角度而不是从史学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史学向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优秀历史传统 ?史学反映出来的优秀历史传统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以改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重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尤为重要，它们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还具有活力。从史学的社会功能来看，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到史学对于了解历史、观察现实、解喻人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史学中所蕴含的智慧和激情，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的最基本的素养之一，从而激发起创造现实的历史的热情和勇气。

2000多年前，太史公就表示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深沉愿望：“述往事，思来者。”(《汉书·司马迁传》)史学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就是它始终会以过往的历史激发今人和后人的不尽的思考，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认清时势，把握机遇，创造新的业绩，促进历史进步。

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实在是一座巨大的宝藏。

四

中国以往的史学，正是中国现今史学的起点。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只有在批判继承中才能创新，才能发展。在世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二十一世纪，批判地借鉴外国史学积极成果，固然是发展中国史学重要的条件；而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更是发展当今中国史学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史学史表明 ：史学的发展，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条件，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史学的批判继承。 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章学诚在论述中国历史著作之体裁与思想的发展脉络时指出：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文史通义·书教下》)

这段话表明：有的史书在体裁上变化很大，而在思想上则前后相承；有的史书在体裁上前后相承，而在思想上则相去甚远，可见在批判继承中会有种种不同情况的出现，但批判继承前人的成果，则是史学发展中的共同现象。

章学诚在论述通史撰述的发展时又说：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 (《文史通义·释通》)

这里看得十分清楚：通史撰述出现这种“极盛”的局面，正是在继承前人的成果上并且有所创新，才能取得的。

毋庸置疑，中国史学在经历了近代化趋势和科学化道路之后，批判继承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之连续性的体现，也是中国史学发展之民族化的要求。这就是说，在思想资料、表现形式、概念范畴等方面，以往史学的历程，正是未来史学的基石。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史学对于今日的中国史学之价值所在。

以上这些话，或许可以说明中国史学对于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意义，对于当代社会和当代史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