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发展中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高度重视。钱学森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战略科学家。考察钱学森成为战略科学家的核心要素，对于探索战略科学家成长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标志性意义。

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我国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其中“一号任务”，堪称重中之重，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发展中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高度重视。钱学森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战略科学家。考察钱学森成为战略科学家的核心要素，对于探索战略科学家成长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标志性意义。

钱学森一生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实现了人生价值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紧密关联。

科技视野的前瞻性：开拓创新攻克科研高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以思想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技术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强劲推力。钱学森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创新，他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钱学森被中国科技界誉为创新的典范、科学的旗帜。

勇于探索，开拓现代科学新的领域。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钱学森以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敢于超越的勇气，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的束缚，探索科学的新领域，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为许多新兴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钱学森还在总结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基础上，提炼出技术科学思想与方法，并将技术科学思想方法推广到其他工程领域，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新的技术科学，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1954年，钱学森出版他的奠基性著作《工程控制论》。钱学森回国后，在组织实施我国导弹航天工程中，成功运用工程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制定了一整套中国现代工程系统开发的技术过程，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并不断完善，对于组织管理航天系统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善于攻坚，不断攻克国防科研难关。中国航天界历来具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的光荣传统，钱学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主持中国航天技术研发过程中，钱学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谋划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创造性地将技术科学思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确立结合我国航天和国防建设需要开展科研的指导原则，以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突破了大量关键技术，攻克了众多科研难关，为许多重大航天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在研制“两弹一星”的历程中，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航天科技人员，在没有充分资料可查、没有现成模式可依的情况下，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成功实施了“两弹结合”试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敢于突破，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涉猎广泛，视野开阔，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纵横驰骋，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特别是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上，他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晚年，钱学森运用博大精深的系统论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提出综合集成方法，构建了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到工程技术“三层次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摆在最高层次，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是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集中体现。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多维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在横向(广度)上拓宽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学科门类，在纵向(深度)上深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层次结构，颠覆了传统的体系划分模式，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他的观点、理论与方法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和实用性，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谱系。

技术保障的协同性：集智攻关奠基航天伟业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钱学森自觉服从国家战略需要，带领广大科研人员，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两弹一星”事业，创造出国内外公认的“科技奇迹”，开辟了一条主要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振兴国家科技事业的中国道路，为我国国家安全的维护、大国地位的获得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有效保障。

以集体攻关塑造航天协同创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与贯彻大力协同的制度催化作用密不可分。回眸历史，大力协同作为中国航天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已经凝聚成中国航天人共同的精神符号，并内化为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制度基因。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管理机制维度，集智攻关、协同保障，凝聚以航天三大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之精神合力，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开创以行政和技术“两条指挥线”为代表的航天协同管理模式。核心要义是行政与技术协同保障。工作机制维度，集成研制、协同创新，实现“争取外援→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动能转化，开创以“两弹一星”这一大规模航天系统工程为标志的新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核心要义是技术与方法协同创新。激励机制维度，集采众长、协同支撑，将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航天实践，尊重专家首创精神、发扬技术民主作风，不断攻克“两弹一星”工程研制难关。核心要义是集中与民主协同支撑。发展机制维度，集往益来、协同发展，总结航天系统工程基本经验和方法，开创社会系统工程，并实现二者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助力。核心要义是经验与现实协同演进。在四大协同机制作用下，中国航天形成了四大协同网络：意志层面的思想大协同，实现了生产主体能动化;技术层面的研制大协同，实现了生产过程规范化;工程层面的要素大协同，实现了生产成本最小化;系统层面的体系大协同，实现了生产效能集约化。概言之，政治保障、体制支持，自力更生、自我赋能，制度激励、精神培育，创新驱动、现实情怀，是中国航天初创时期系统协同机制的核心凝聚，对于国家大科学工程管理和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以体系创新推进中国航天接续发展。协同保障的管理机制、协同创新的工作机制、协同支撑的激励机制、协同演进的发展机制，是中国航天初创阶段系统协同机制的历史总结与范式话语表达。钱学森曾于1989年12月25日致信聂荣臻元帅，对“两弹一星”成功经验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了科学总结，他指出，“两弹一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创立的现代高技术、尖端技术，是从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直到定型生产的一整套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方法;这是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这一整套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但在过去的“两弹一星”事业中是成功的，现在的国家高技术工作也应该采用。

领导工作的艺术性：发扬民主展示非凡魅力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在“两弹一星”工程研制过程中，他借鉴导师冯·卡门管理美国大科学工程的成功经验，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技术领导魅力，带领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坚持政治引领，尊重专家首创精神。在中国科技战线，尊重科学家首创精神，党的领导既是首要前提，也是根本保障。民主与集中相统一，专家智慧与领导决策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据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张劲夫回忆，他在作为郭沫若院长助手、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之初，陈毅元帅即告诫他：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他们，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充分信任，钱学森才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领导才华，带领广大专家和科技工作者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航天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尤其在中国航天事业创业伊始，需要攻克的难关数不胜数，而拥有相关领域知识储备与实践经验的专家却少之又少。在“两弹一星”工程研制过程中，钱学森作为技术主帅，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最大限度发挥专家的技术特长，做到了技术民主与集中决策、研制效能与管理效能的辩证统一，为中国航天事业稳步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发扬技术民主，攻克工程研制难关。钱学森一贯主张，科研领导工作应发扬科学民主、技术民主和学术民主，这是由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钱学森晚年在对中国航天成功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指出，将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航天实践，尊重专家首创精神，发扬技术民主作风，不断攻克“两弹一星”工程研制难关，是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的“成功密钥”。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的宝贵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做到了技术民主与集中决策的辩证统一。他说：科学技术工作也必须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我1955年回归祖国后，深感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也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我在美国从我的老师冯·卡门那里学到的也实际上是民主集中制，只是那时在外国还没有明确地阐述。我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从事导弹卫星工作，深感周总理在工作中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坚持效果导向，确保决策程序规范。在“两弹一星”研制攻关阶段，钱学森开创了一种后来被称为“神仙会”的决策模式。他每个星期天下午把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四位总设计师和庄逢甘、林爽等专家召集到自己家里，讨论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发言不分主次、不论对错，畅所欲言、各显“神通”。当时这种会议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神仙会”。关于决策模式，坚持“程序正义”。如果意见一致，现场决定方案;如果意见不一致，又无需现场定案，则留待下周继续讨论;如果事情紧迫，钱学森在综合大家意见后给出自己的判断，形成定案并据此执行。关于风险责任，坚持首长负责制。钱学森提出，按照经民主讨论形成的方案，如取得成功，功劳归大家;如果失败，责任由作为决策者的他承担。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决策模式“跨界移植”到“两弹一星”研制之中，做到了最大发言权(民主)与最终决策权(集中)的最佳配置、决策科学化与决策民主化的合理转化、敢于放权与勇于担责的有机结合，对于攻克工程研制过程中遇到的紧迫技术难题、规划技术发展方向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时任国防部五院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梁思礼认为：钱老很谦虚，也很民主，他奠定了中国航天技术民主决策的优良之风。在他直接领导我们搞工程的日子里，他的技术民主传统发扬得特别好，很多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商量。从其成功经验可以看出，“神仙会”恰恰体现了钱学森作为技术领导人的大家胸怀和战略远见。(汪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