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防卫体系的建构及其演变/罗彤华

程明善本与阁本《开元占经》比较研究/罗历辛

入殓·下葬仪礼复原的考察——以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为中心/稻田奈津子 着，罗  亮 译，刘安志 校

本辑作者工作和学习单位

本辑文章摘要

“辅汉”故事在中古的转用

摘要：西汉中后期以降，“辅汉”逐渐发展成为谶纬中的重要主题，成为两汉之际历史变迁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语汇。“辅汉”思想的流行与人们对“汉家”的主动认同有关，亦可完好融汇于道教思想的发展脉络中。中古时期，张良“辅汉”的故事，以及与之承接相续的原始道教之“佐君致太平”宗教理想，不仅对道教神学体系的构建持续发挥作用，而且成为该时期某些君臣之效法对象；中古道教针对刘裕与刘宋王朝之“佐命”性质的系列论述，以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崔浩、寇谦之的君臣关系构拟，即是此中的典型案例。“辅汉”故事在中古的转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道教在形塑中古时期之“汉家”记忆方面的潜在机理。

《晋地道记》所见诸塞与魏晋时期的太行山防线

摘要：《晋地道记》所见三公塞、石塞，被洪适释为三公山、白石山，实则为二山附近交通线上设置的关塞。《晋地道记》所见元氏、房子、中丘等县关塞，皆为控扼太行山中的间道小径而置，所以这些关塞留存的信息较少，不大为人所知。但这些间道上的关塞，与太行八陉道中的关隘共同构筑起一条颇为严密的太行山防线。该防线是魏晋时人为应对并州胡人的潜在威胁所置，其战略意图是在胡人有“风尘之警”时，能够将战乱控制在太行山以西地区，依托太行山以东的社会资源弭患平乱。

司马颙都督关中时期的统治体系构建及关陇局势

摘要：齐万年叛乱使关陇局势混乱，被叛军攻占过的地方郡县行政系统遭受严重损害，西晋关、陇、河西的军事督区控制体系也因叛乱而名存实亡。司马颙在组建其属下僚佐和军将系统时，将其在河间国的心腹张方、毕垣带入关中，一主武、一主文，又征调李含、索綝等有才能或在关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服务。但是这一时期西晋统一的王朝秩序尚未崩解，司马颙的僚佐、军将均可在一定制度规范下在全国调度，因此均未形成关陇地域集团色彩。司马颙对雍州的控制经历了由弱到强的发展，其主要手段是扶植亲信任雍州刺史，此措施失败后自身出任雍州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后在与司马颖控制中央朝政后获得关陇州郡长官的任免权。对于关陇诸郡的控制，他主要是以督区亲信将领出任各郡郡守。司马颙在都督关中时期，一直都在努力拉拢关中地域大族势力，但因为重用寒族李含而引起的与豪宗皇甫氏等的对立使其面临重重阻力，其河间国心腹毕垣和张方也充斥着矛盾。司马颙统治关中时期一直在努力解决魏晋以来州府与督区之间的不相协调问题。其幕府军将系统中严重的豪族、寒族冲突则是其不能结好关陇豪宗的深层背景，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镇江六朝土洞墓与巴蜀民众东流

摘要：镇江土洞墓形制上与中原地区的有很大差异，并无传播关系。而与巴蜀地区六朝时期崖墓形制相近，应该是仿崖墓而建。镇江土洞墓的出现与两晋南北朝巴蜀民众东迁有关。东迁民众主要有流民和迁虏两种。其中流民数量巨大，受北方移民挤压和战乱影响，巴蜀流民先迁徙到荆湘地区，但受到了当地政府压迫和土著排挤，不得已其中部分流民再顺江而下辗转流徙包括镇江的长江下游地区。还有不少巴蜀民众是被当作生口掠夺至此。巴蜀流民和迁俘地位都很低下，与镇江土洞墓的规模和等级相符。

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图像与题记

摘要：梁元帝《职贡图》图文合璧，对中古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其中“高昌国使”图像与题记，传世文献多次提到。本文首次根据现存南唐顾德谦摹本“高昌国使”图像，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对新发现清张庚摹本“高昌国”题记进行疏证，不仅对高昌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对梁元帝《职贡图》源流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梁元帝《职贡图》的形成

摘要：关于梁元帝《职贡图》的形成，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梁元帝《职贡图》与年代稍早的裴子野所撰《方国使图》属同一题材，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二）传世文献中对梁元帝《职贡图》的记载有《蕃客入朝图》《职贡图》《贡职图》三个不同名称，这三者之间关系又如何？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梁书》《南史》等传世文献记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再探讨，最终得出梁元帝《职贡图》是由裴子野《方国使图》与梁元帝《蕃客入朝图》《职贡图》《贡职图》三个不同阶段图递增而成的结论。

萧梁时期东亚政权间交际网络的建立与崩坏

摘要：萧梁所处的六世纪前半期是中古东亚交流史的繁盛期，分为三个阶段。前二十年为“萧梁-百济-倭-加耶-新罗”交际网络的形成期，以普通二年（521）百济武宁王朝贡萧梁为标志。随后二十年为交流鼎盛期，以中大通六年（534）遣使求梁武帝所作儒经义疏、佛教经解为标志。该年北魏分裂，萧梁王朝正统性被凸显，百济随之迁都与萧梁交往更为便利的泗沘，并以佛教为联结新罗、倭国的纽带。萧梁最后的十多年是东亚交际网络的崩坏期。文化交流使得区域化整合的节奏加快，百济、新罗的地缘竞争加强。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使百济主导的东亚交际网络丧失了政治权威与文化来源，最终走向崩溃。

北周芳州考——兼论西魏北周对宕昌羌、吐谷浑防线

摘要：中古边境政区动态复原有赖于对史地文献及边防实态的综合考虑。位于今迭部县境的芳州地处北周对吐谷浑及宕昌羌的西部边境防区，其政区分划需在《北周地理志》基础上继续考订。其下恒香郡仅辖常芬一县，恒香县或为常芬县旧名，而非有二；州治封德城位置更可能在白龙江以北；点校本《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迭州常芳县”条“常芳县”当为“常芬县”，清人已指出同卷一处“芬”“芳”抄误，此为其二。这些订正有助于深入认识芳州所在区域边防布局及其动机。从甘松防到芳州的发展则体现了西魏北周稳定关陇局势后对西南边境的步步扩张，而其州治在唐初由封德城迁向常芬城则出于宕昌国被平定后，白龙江该段布防重心从江北转向江南的战略意图。

落下闳谶言与北周隋唐间的四次改历

摘要：落下闳谶言作为“斗历改宪”谶纬思想与五德终始学说交织演变的产物，在《益部耆旧传》中被首次提及，并因八百年后圣人定历的内容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北周隋唐间的四次改历活动中得到频频援引，成为解释君主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在改历活动中，当事者逐渐重视“八百岁”之年限，淡化了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落下闳谶言在唐玄宗以后终于隐而不闻。谶言中的“圣人”在改历活动中多被理解为当时的君主，但玄宗时围绕“圣人”却出现了既指玄宗又指一行的两种叙事，此一变化突出了历法历术上的准确性，暗合了历法的历史发展趋势。

唐代李粲家族祖源二说之形成及其原因考论

提要：《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唐代李粲家族祖源不同，一为“丙原之后”，一为“李陵之后”。祖源二说的产生，分别以太和改姓时从可频氏改为丙氏和入唐获赐李氏为史实基础。李粲家族祖源书写的变化过程在不同时期基于谱牒、家状的碑、志中得到展现。“李陵之后说”是李粲家族第一、第二代关陇集团身份和胡化尚武形象的反映，构建了与陇西李氏尤其是李唐皇室间的身份认同。在武后玄宗朝的社会革命中，李粲家族第三、第四代后裔重新追祖丙氏先贤，形成了“丙原之后说”，从而放弃了旧有的关龙集团身份，并通过文士化与新的统治集团取得文化认同，逐步融入其中，反映在居住形态上则是渐次迁出长安、定居洛阳。唐代李粲家族祖源记忆的改变因应了其在社会变革中的身份变化和文化转型。

唐代宫廷防卫体系的建构及其演变

摘要：本文从多角度、多层次对唐代宫廷防卫体系制度及其发展演变，包括皇帝外出行幸时的警卫系统等相关问题并皆进行了详细阐述。宫廷防卫以保护皇帝为核心，周密森严，但是由于府兵征调不足，禁军召雇缺失，以及宦官典掌不当等原因，又抵销了宫廷防卫体系的禁制效力。唐代宫廷防卫的兵力组成前后期有很大变动，前期朝会与皇帝的仪卫，乃至守诸门的门仗，都由隶属于诸卫的府兵担纲，即使北门与禁苑防务也倚重卫军。但是府兵之制渐坏，禁军任务相对加重，它已不只在北门宿卫，还愈来愈多参与殿廷陈仗或皇帝出行时任护卫之职。卫军禁军的交替取代之势因安史之乱而更加明显。唐后期诸帝亟力整补禁军，并由宦官执掌，已是后期宫禁的防卫主体，卫军作用大大降低。在禁军内部日益腐化，宦官又被诛杀殆尽后，唐朝的宫廷防卫体系便全面瓦解，唐政权也就此结束。

程明善本与阁本《开元占经》比较研究

摘要：《开元占经》今传本较为繁杂，根据已有研究大体可划分为程明善发现本与成化阁本两大系统。然此二本除书前序跋外，尚有七卷文本的差异。通过对两个版本这七卷的篇目、内容及与同时代文献之比较，可以看出阁本系统的分类、篇目和体例合于全书，应更为接近瞿昙悉达原作。而程明善本则存在脱落出处、编排混乱的问题，与传世的多种唐代文献具有相似性，很可能为后人配补而成的版本。

入殓·下葬仪礼复原的考察——以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为中心

稻田奈津子 着    罗亮 译 刘安志 校

摘要：《通典》所引用的《大唐元陵仪注》，详细记录了唐代宗的大殓仪式。其中提到需要将放入棺中的物品记录在白素版上，并进行宣读。这既是对《仪礼》经典的承袭，也与当时盛行的随葬衣物疏有着相通之处。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大致分为前后二期。前期基本如实记载了随葬物品，并有着较为清晰的顺序。在入殓之时，也会按照衣物疏所载顺序将随葬品一一放入墓中，并宣读衣物疏。而后期则添加了更多宗教性、咒术性的虚构内容。此外，文章还利用道教科仪、法门寺衣物帐对道佛二教的入殓、埋纳舍利仪式进行了探讨，认为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宣读随葬品的入葬仪式。

（来源：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