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湖北随县西郊擂鼓墩，一座沉睡于地下2400多年的战国早期古墓因军事单位的施工，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15000多 件文物重见天日。曾侯乙墓的发掘，在我国的考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尤其是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更是我国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 空前发现，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

让我们跟随曾侯乙墓考古亲历者，走近这座气势恢宏的墓葬，揭开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文/郭德维

▲曾侯乙墓博物馆

一、古墓初现

1978年3月25日，我正在当阳赵家湖发掘楚墓，突然接到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打来的电报，说在随县发现了巨大的木椁墓，比天星观一号墓要大三倍，命我速回为发掘这座大墓做准备工作。我心中有些犯疑：天星观一号墓是湖北省刚发掘完的当时属最大的楚墓，木椁长8.2米、宽7.5米，已相当惊人；随县发现的这座墓竟比它大三倍，这会是什么样的墓呢？会不会是数字搞错了？或者是几个墓连在一起，错看成一个墓了呢？我怀着诸多疑问和希望回到武汉。情况得到证实：电报内容无误。这座新发现的墓不仅规模特大，且经初步勘探得知保存情况亦好，我当时惊喜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这座罕见的大墓是怎样发现的呢？

事情发生在1977年9月。当时解放军的一个雷达修理厂正在随县县城（今随州市）西郊的东团坡修建营地，放炮施工，平整山头。当人们用推土机推开这一带炸松的红色砂岩时，发现东团坡顶端有一片土的颜色和质地与旁处不同，属于黄褐色或黑褐色粘土，胶结也比周围的沙砾岩紧密。这一特殊的现象引起了雷达修理厂厂长郑国贤的注意。郑国贤同志是个考古爱好者，平时家里就订了《考古》《文物》等杂志。他根据自己掌握的考古学知识认为，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古墓，有必要向县文化馆报告。先后两次，他的报告都遭到了否认。一些原来和厂长持同样看法的同志一个个都灰心了，不愿再去管这个“闲事”，但郑国贤同志没有放松警惕。他始终注视着工地，他生怕祖先留下的具有无法估量价值的古墓在自己手中破坏掉，他怕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宗的事！

1978年2月，轰隆的爆炸声和推土机声仍旧在东团坡一带喧嚣，又推去了１米多深，这时出现了石板，一块、两块……后来才发现是平平的一层。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郑国贤立即下令停工。并很快把县文化馆的同志又请来了。这位同志没有像前两位那样贸然否定，而是将此事报告了上级有关部门。3月19日，湖北省考古专业人员赶到现场，当即进行了考古勘探，证明郑国贤最初的判断没有错，这的确是一座大型的墓。墓坑呈不规则的多边形，面积有220多平方米；木椁保存完好，木椁盖板上铺有竹席，席子保存得很好；竹席之上还填有木炭。该墓有一个直径0.8米的盗洞，被盗情况尚难判断。根据考古惯例，此墓以这一带较为出名的地点“擂鼓墩”命名，称随县擂鼓墩1号墓。这座大墓之所以未被破坏，与郑国贤等一些同志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郑国贤等同志也因此获得了军功章和奖励。

二、发掘准备

随县擂鼓墩1号墓的发现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3月25日，省委有关同志在报告上指示：“请急告国家文物局，并同意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从事发掘。”根据这一指示，组织上把我从当阳发掘工地调来做发掘准备工作。具体地说，我的任务是制订发掘方案，提出所需物资清单和培训发掘技术人员。发掘方案好比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方案制订得好，发掘工作就可按方案一步步顺利进行；否则就会事倍功半，误工误时，甚至还可能造成文物的损失。

4月6日，我到随县查看现场，并着手制定发掘方案和作各项准备。5月中旬，发掘工作开始了，先是打扫墓坑上部四周的场地，接着取出墓坑内残存的石板与填土，这些工作仅用了三天时间。当接近木椁时，工作逐渐变得艰难了。5月14日整个一个白天时间，只将东室木炭上的青膏泥清理完了，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没有清理。夜晚，我们把电灯拉到工地上，把工地照得如同白昼，所有考古人员一律上阵。人多智慧多，有人发现青膏泥细腻，粘性大，就用脚将其踩实，然后像切豆腐一样，划一块卷起来一块。如果粘起了木炭，就用手铲拂下来，这样就大大加快了速度。清理完青膏泥，接着清理木炭。大墓的椁盖板上，木炭厚10厘米左右，木椁四周也都填有炭。仅顶上取出来的木炭就多达31300多公斤。5月15日下午1时，直升机飞临工地，拍摄了发掘现场的全景。

▲发掘现场

木炭取出后，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大墓的内部。如何安全地取出这些椁盖板，是我们急于考虑的问题。北部较短的椁盖板共有13块，每块长5.65—5.85米，宽0.49—0.58米，厚0.51—0.60米；南部的18块，每块长近10米，宽厚与北部相若；东部的16块，每块长6.04—6.18米，宽0.55—0.70米，厚0.52—0.60米。这些木料长年经水浸泡，一块就有2000—3000公斤重。这么重的椁盖板如何安全取出呢？有人提出用人抬，但即刻就被否定。有经验的同志用各种例证进行了仔细分析，指出这种木材从外表上看很泡松，然而去掉表层2—3厘米，里面仍旧十分坚实，即使用斧子也不容易砍断，于是决定采用起重机直接起吊。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又认真研究了一些预防与保险措施。5月16日晚，起重机的吊臂慢慢升起，第一块盖板徐徐上升，逐渐超过了椁的高度。清理组的同志请司机停车，进行仔细而严密的检查，一切安然无恙，试吊成功了。

▲墓室俯视全景

椁盖板揭开以后，露出四个椁室，形状是，东室单独向东移出，北室和中室在一条中轴线上，西室与中室基本平行而略短。这四个椁室都积满了水。水中，西室浮起两座陪葬棺，东室浮起八具陪葬棺。盗洞打在中室的东北角，将一块椁盖板截断了80厘米，这块椁盖板东部因失去支撑而下塌，致使中室北部塞满了淤泥。虽然椁室很大，但除了水、淤泥和浮起的陪葬棺外，什么也看不到。于是，我们决定先取出陪葬棺，抽干水再看个究竟。

三、金声玉振

5月21日晚开始抽水。水位在徐徐下降，我们发现四个椁室的水处在同一平面上，这说明四个室有相通之处。快到夜间12点时，三根处于同一高度的方木在中室水中露了出来。又过了两个小时，人们才看清，方木下是小编钟，这方木原来是编钟架。盗墓者没有使墓内的文物受到太大的损失！值班的同志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在东室的西南部，水中还侧立着一件比一般棺要大很多的物件。它会是什么呢？随着水位的下降，人们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具比陪葬棺长近一米的棺，墓主的棺终于找到了。考古队员兴奋之余，开始紧张地考虑如何及时保护好这些文物。编钟架是由小圆柱支撑的，有垮塌的危险，大家赶紧在室上搭上杉条，然后用绳子小心地系住，使其固定在杉条上。令人遗憾的是，中室东部树起的一根小圆木柱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未加固。

下一步是处理中室北部的淤泥。去泥的任务远比抽水艰巨、复杂，而且必须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动手。因为只要稍不注意，极为可靠的文物信息就会和淤泥一同被取走。参加取泥的人中，有武汉大学的教授、讲师，也有湖北省一些富有经验的专家。工作起来，大家从头到脚都浑身是泥，汗水、淤泥混合在一起，可没有一个叫苦怕累。40多立方米的淤泥就这样靠大家的手一点一滴挖了起来。5月30日，淤泥终于被取尽了。

▲编钟出土现场

当椁室内的水被抽干，淤泥被清净，各个室的文物分布情况也就清楚了。先看中室：中室的西部放置编钟，编钟架呈曲尺形，分上、中、下三层。最上层分三架，全是小编钟，共19件；中层钟架由3个佩剑铜人武士顶托，呈曲尺形，有中等大的编钟33件，除少数几件掉落在墓坑中外，绝大部分钟依然挂在钟架上。更难得的是，下层的13件大钟，绝大多数也仍然悬挂在钟架上，也由3个铜人武士顶托。与编钟配套的，还有2件撞钟棒依架而立，另有6件丁字槌处于编钟架附近。在编钟架的对面，即靠近中室东壁，有建鼓并青铜鼓座1件，建鼓原来是竖插于鼓座上的。树立的柱纵穿鼓框，柱之上端早就露出水面，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以为不过是一根竖立的木头而已。当椁室内积满水时，建鼓柱借鼓框的浮力竖立。一旦将水抽干，因长期水泡的建鼓柱承受不住建鼓的压力而倒了下来。在建鼓之旁，贴近中室东壁，有1对连襟（座）大壶，1对冰鉴缶，在冰鉴缶的西侧还有1件极为精美的青铜尊盘。

▲编钟铜架的特写

下面的工作是清理取出文物，发掘工作的最重要、最精彩的一幕开始了。其中编钟要算是墓中最复杂、最不好取的文物了。

编钟的上、中、下层悬挂着大小不同的编钟，三层编钟悬挂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上层小编钟，由一根栓钉管住，看来这是最简单、最容易取出的了。然而小编钟的两面并不一样，多数是一面上有字，一面上无字，也有的两面均有字，但两面的字不相同，究竟哪一面朝外，必须记清楚，否则就会给以后的研究带来麻烦。中层编钟的悬挂，是由一个方框架下面加一个弯钩将钟挂住的。粗看上去，方框架上面两根半圆形的铜杆是活动的，只要将其抽出，就可以拆下框架。然而在实际拆卸时，铜杆却被卡住了。经仔细观察，终于发现铜杆一端的下方还有一个活舌。当横杆插入框架的眼时，活舌便自动倒下，起到固定的作用。即使是这框架上小小的铜杆，上面也都铸有文字。这些铭文标记着此处该挂什么钟或挂之钟发什么音，每根铜杆的文字都不相同，故决不会弄错。下层挂钟有一种趴虎挂钩，即在编钟横梁的内外两侧挂有趴虎，趴虎底下装钩用以挂钟，两虎上方用一根小铜方相联。为了不让铜方脱落，铜方的一端呈帽状，另一端有眼，再插上一个小铜钉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抽小栓钉时，竟抽不出来。经仔细检查，原来栓钉与栓钉眼是定向的，也就是说，必须固定一个方向才能插进或抽出。这种定向栓钉，就是在今天的一些机械中也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最难取的莫过于下层的大钟了，重100公斤以上的有10件，重175公斤以上的有5件，最大的1件高1.52米、重203.6公斤，其余3件小的也都在60公斤以上。西架编钟又靠近西壁放置，在椁室内很不好操作。我们的做法是用粗木棒利用杠杆原理，先把这些大钟支撑住，把钟从挂钩上摘下后，再轻轻放下，然后抬入一个事先做好取大件文物的箱内，再用起重机起吊。拆卸编钟架时才发现，它们不仅结构紧密，而且设计奇妙，下层3件铜人实际是直角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加上半球体底座的重量，3件铜人连座分别重359、323、315公斤，这就使整个钟架的重心十分稳固。设计更巧妙的是，中层铜人与下层铜人之间虽有横梁悬隔，但却有卯榫相连，使它们必须在一条垂直线上。因为下层铜人头顶之上有一方形榫头，伸入至横梁榫眼之内。巧妙之处在于下层铜人头顶上这个方形榫头本身又是方形榫眼，它要承插中层铜人下部伸出的小方榫，这样，中层和下层各3个铜人实际就贯通了，因而使整个钟架牢固地联成了一体。因此，整个钟架尽管承受着2500多公斤重量，并且历时2400多年，仍然巍然不动。

▲青铜尊盘

在中室的北部，即与南架编钟相对有石质编磬，编磬分为上、下两层共32块。编磬贴近中室的北壁，靠近盗洞，从盗洞垮下的淤泥中清出。青铜磬架被压垮，石编磬有的也被压裂。不过上部的土可能不全是突然崩塌下来的，有些是慢慢渗下来的，它慢慢渗满，对多数磬块起了衬托作用，因而也就保留了磬块原来的位置和悬挂方式。据此，我们得以能复其原貌，总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在编钟、编磬和建鼓及冰鉴缶所构成的空间之内，还出土漆瑟7件，笙4件，排箫2件，篪（形似竹笛而两端封闭）2件，小鼓2件。此外，还有少量的漆杯等。

这一套摆设，实际就是一个古代的地下音乐厅。钟、磬在古代为高级贵族享用的必备之乐，所谓“金石之声”或“金声玉振”，在宫廷之中更是不可少，或又谓之宫廷之乐。此墓中这一套钟、磬等乐器以及酒器的陈设，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宫廷中统治者饮酒作乐的生活。

▲编  磬

中室的南部，青铜礼器成组成排，宛如刚下葬时一般，一丝也没有挪动。9件升鼎上，各用竹编织的盖子盖着；5件盖鼎上各有一对鼎钩，还有一件长柄青铜勺，搁于两件大鼎的口沿上，表明这件长勺与这两件大鼎是配套使用的；其他配套在一起出土的有盘和匜，这是专供盥洗的用具。古人盥洗特别讲究，匜似葫芦锯开的瓢，葫芦把的一头为流（即口部），末端有鋬（即把手）。盥洗时，由侍者一人端盘，另一人执匜用流注水淋手，盘则接住下流的水。此外，还有炭炉、漏勺和箕3件烤火套具，其设计别出心裁：炭炉用来烧木炭烤火，两边有环链，提起挪动时不会烫手；漏勺可把炭灰和不宜烧碎的炭筛下去；而箕则可以撮灰。这些东西就是在今天也很有实用价值。

中室礼器这一整套摆设，有其顺序，如九件升鼎摆在最前面，八簋居其次。“九鼎八簋”是显示墓主身份的，周礼只有天子、国君才能使用；再次是小鬲、小鼎形器；最后是盖鼎和盥缶等；其二可以看出主次，以升鼎、大鼎居最中，依次是簋和盥缶等；其三可以看出组别，同类的东西如九鼎、八簋、四盥缶等都分别集中在一起。另外，配套使用的情况也十分清楚，在考古发掘中，如此明晰地摆列着的器物实属罕见！

▲“九鼎八簋”青铜礼器出水时的情景

在青铜礼器中，还夹有几件非青铜礼器的东西，1件是木鹿，置于青铜礼器中，大概是表示吉祥吧，在西南角还放有2件磨光黑陶缶，用陶缶代替铜缶，大概表示主人应有尽有。 还有一点应当提及：绝大多数鼎内均有兽骨。当年下葬时，肯定都是带骨的肉，因肉腐烂，自然只剩下骨头了。

四、千古奇棺

再来看看东室的情况：东室的中部偏西贴近南壁为墓主棺，呈南北向放置。这是墓主的外棺，为铜木结构。盖上伸出12个铜钮，铜身上有10根立柱嵌装木板，底下有10个兽蹄形铜足。外棺内还有一具彩绘极为华丽的内棺，绘有神、怪、龙、蛇等各种图案，花纹极繁缛，颜色很鲜艳。下葬时，按当时习俗，死者在家中入殓，封口，装入外棺，再封口；二者不能分开，要一起运至墓地，再一起下葬。此墓没有墓道，故不可能顺墓道滑下去，必须从墓坑口从上往下悬吊下去。可能因为太重把握不住重心，或一方（一角）的绳索被拉断，致使快落地时，盖上东南角铜钮插入椁壁板内，使整个棺身向西倾斜，即棺的西边四个铜足均已落地，并把椁底板压有圆形铜足印窝，而东边铜足却均翘起，没有落地。同时，东边棺盖与棺身之间也留有8厘米宽的缝隙，没有盖严。按迷信的观点，下葬时棺的倾斜是很不吉利的，当年肯定会想千方百计去把它挪正，但终因力量有限而没有挪正过来。

东室除墓主棺外，还有8具陪葬棺。有2口棺靠近西壁，为南北向，一南一北排开。另6具均为东西向，贴近室的东壁。另外，在墓主棺的西北角，靠近墓主棺，也靠近东室通往中室的门洞，还有1具殉狗棺，陪葬棺均有彩绘，殉狗棺无漆无彩，也比陪葬棺小，但棺盖上有2件石璧。

▲装殓曾侯乙的彩漆内棺

墓主棺也算是墓中最复杂、最不好取的文物之一，我们在取墓主棺时费了很大周折。原先想将内外棺一起取出，然后到室内去进行清理。提取之前，我们请修理厂的一个工程师计算了外棺青铜框架的体积，再按体积计算外棺重量。经初步估算，外棺青铜重小于4000公斤，加上外棺木板和内棺，总重不超过5000公斤。为更保险，还设计了一个能载6000多公斤的平板车，以为万无一失，将主棺吊起装上平板车就可直接运走，能启动8000公斤重的吊车去起吊也不应有什么问题。6月8日晚，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开始起吊主棺了，吊车的缆绳拉硬了，谁知主棺却纹丝未动。经过好几次努力，司机只好宣布，棺的重量超过起重机的负荷量，吊不起来。唯一的办法只有先取出内棺，再取外棺。然内棺底紧贴外棺底，没有一点缝隙，怎样去拴绳呢？不能拴绳又怎能吊起内棺呢！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按取陪葬棺的办法来取内棺。取陪葬棺时，椁室内有很深的水，利用水的浮力把棺浮起来。此时，椁室内的水已基本抽干，其他各室的文物正在清理，怎么办？后来只好等其他室的文物取完，再向椁室内灌水，这样才浮起取出了内棺。后来我们将外棺吊起搁于设计好的平板车上时，竟将平板车压垮！起重机计重器显示的重量在7000公斤以上。墓主内外棺的总重量达9000公斤多，难怪启动8000公斤的吊车奈何它不得。

顺便需要提一下墓主内棺的清理。内棺一打开，就发现腐烂的丝织物包裹着人骨架，不再有小内棺。尸体入殓时，似是用丝棉被包扎捆缚着的，但丝带腐烂太严重，如何捆缚已不清楚了。因内棺本身的深度有70多厘米，勾着腰操作不方便，我们采用一并托出的方法，即用一块铝板从旁边插至棺底，再从棺底徐徐插入，将棺内所有的东西都挪至铝板上，再挪至托板上，最后将托板提高到棺口的位置，这样清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清走了腐烂的丝织物才看清楚，在尸骨之上及其四周，布满了珠宝玉器，并且放置颇有规律：如玉梳置于头部，金、玉带钩和玉匕首置于腰部等。头部的玉器或遮盖眼睛（即所谓“瞑目”），或填于耳鼻（即所谓“塞”），小件玉猪、羊、牛、鸡等塞于口中（即所谓“饭玉”）。此墓饭玉有21件之多，可见其小，但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胸部以下的玉器、珠饰分左右两排或数排从上到下，从胸到足布满全身，这些玉器、珠饰，有的原来挂于帽子上，有的佩于衣服上，有的挂于腰带上，因衣服鞋袜已腐烂，就大体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此墓出土玉、石、水晶、紫晶、琉璃、料等饰品共528件，绝大多数皆出自墓主棺，其中不少上乘之作，堪称稀世珍宝。

东室也有一些重要文物，中部有乐器，计漆瑟5件，五弦、十弦琴各1件，小鼓1件，笙2件。有人说：墓主可能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因为中室有乐器，东室算他的寝宫吧，也还有乐器。不过，在中室的主要是一些重乐器，多用于庄重场合；而东室的则是一些轻乐器，更适于表演和更富于娱乐色彩。

在墓主棺底下，有1件金盏，净重2.15公斤，内装镂孔金勺1件，重50克；此外还有金杯等器，是同期同类墓出土金器最多的。值得注意的是，有2件金杯仅有盖而无器身，究竟是没有下葬，还是下葬时被偷走，不得而知。东室出土的兵器和马衔、马镳、马饰也不少，主要出自墓主棺两侧，并多贴近南壁和西壁，兵器有戈、弓、镞、盾等。墓主棺旁有1件戈，铭文为“曾侯乙之寝戈”。寝戈为亲自使用或者亲近侍卫使用之戈。

东室漆木器也不少，最重要的有彩绘衣箱5件，器身为矩形，盖隆拱，四角伸出有把手。其所以定名为衣箱，因为一件上阴刻有“紫锦之衣”四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衣箱上的图案：盖隆起，象征天体；下作矩形，象征天圆地方。因此，这些器上的图案多和古代关于天的传说有关。如一件盖上绘有“后羿射日”和伏羲、女娲的传说；另一件上绘有“夸父逐日”的故事。更有一件，当中大书一个“斗”字代表北斗，环绕北斗，写有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东西两侧还分别绘青龙、白虎。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实物记录，在我国乃至世界天文史上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此前关于二十八宿体系，最早起源于我国还是印度，一直没有明确结论。而这件文物的出土，可以证明我国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确已出现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并和北斗、青龙、白虎联系在一起又独具特色，从而证明确应是起源于我国。

▲鹿角立鹤

东室的青铜器不多，但有一件鹿角立鹤别具一格，立鹤引颈昂首伫立，头上插的鹿角亦为青铜铸造，呈弧形上翘，双翅作轻拍状，大概表示要高飞吧，两腿粗壮有力，形态健美。在古代，鹿是瑞兽，鹤也是吉祥长寿之鸟。我曾考释，它是古代的风神称飞廉，《楚辞·离骚》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飞廉距墓主棺不远，大概象征伴随墓主的灵魂上天。

西室内有13口陪葬棺，出土时，除2口浮于水面外，大多沉于椁底。因水的浮力，有的棺竖立，有的棺侧翻，有的棺盖与棺身分离。和东室的陪葬棺一样，这些棺均有彩绘，每口棺内都有少量随葬品。西室的13具陪葬棺和东室的8具陪葬棺，每口棺内都有1具人骨架，经鉴定，全为女性，年龄在13—24岁之间。墓主棺内的骨架经鉴定为男性，年龄45岁左右。也就是说，为满足墓主死后到阴间享受，这21个青少年妇女也只得白白断送宝贵的生命，这是多么残酷的“人吃人”制度啊！

五、金戈铁马

再来看看北室的情况：如果说，中室是礼乐厅或宴乐场所，东室是“寝”，即休息的地方，那么北室可以说是一个仓库。首先它是兵器库，仅箭镞就出土4000多支，是历年来一个墓中出土最多的。兵器的品种也很齐全，当时主要的兵器如戈、矛、戟、弓、矢等几乎应有尽有。而且有的是罕见的或过去未见的：如戟，所谓“戟制沉冤二千年”，弄不清它的具体形状，这次出土有3个戈头或2个戈头联在一起的戟，有的还有铭文，长3米以上；又如4米多长的矛，过去一个小墓的木椁都没有这么长，根本不可能出这么长的器物；再如殳，文献上记载的殳为无刃，这次出土一种三棱矛状的兵器，却自铭为殳，也就是说殳有刃，是否文献记载错了呢？墓中也出土了两端为铜套的无刃殳，对照墓中竹简方知，殳有两种，一种无刃的称晋殳，一种有刃的称殳，这就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并彻底弄清了殳的形制。

北室的长兵器矛、戟、殳等贴近北室的北壁和东壁放置，短兵器戈和弓等贴近东壁，带杆箭镞成捆放置，有的原来置于中部的一个架上，因木架已垮，这些箭镞也就散乱成一堆一堆。

北室其次是车库，墓坑中没有直接埋葬车，却用车軎（管住车轮的轴头）来象征车。车軎共有70多件，象征30多辆车。其中1对车軎呈矛状，象征冲车，主要是用来杀伤临近战车的敌军步兵的，过去很少见。还出土了1把车伞和1把华盖，华盖似双层撑平的伞形，过去也很少见。伞和华盖均浮于水面上，是北室最先见到的器物。再次是甲胄库，此墓出土的皮甲胄也是历年来最多最好的。原来的甲胄都是一件件放置的，把胄裹于其中。出土时，因原来放置皮甲胄的木架已垮，许多甲片已散乱并漂满了全室。北室出土的重要文物还有竹简240余枚，最完整的简长72—75厘米，简上最多的有60多字，共计6600余字，这是自晋代发现汲冢竹书之后，出土先秦竹书最多的一次，内容主要是记载用于葬仪的车马兵器，如一类简记载什么人驾驭的什么车（或什么人的什么车），车上有哪些车马兵器装备；另一类记载车上配备的人马和甲胄，还有一类记载驾车的马，有的还载明何人赠送什么车，驾车的马有几匹，几匹什么样的马。送车马的人中有楚国的王、太子、令尹和一些楚国的封君等。

北室南部还有一对大铜缶，高1.3米、直径1.1米，分别重327.5公斤和292公斤，是历年来出土铜缶最大最重的。北室还出磬匣3件，是装中室磬块用的。磬匣内凿有磬块大小的槽，并编有号，把磬块装入槽内刚好合适。此外，北室还出土有竹笥等杂物。

还值得一提的是北室内皮甲胄的提取。北室的皮甲胄片上部都已散乱，下部保存较好，有些甲胄片成堆叠放，最厚的地方达1米多，即使是一片片编号去取，在工地上也难以观察。如果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搞乱，就会给以后的复原带来麻烦。究竟怎样提取呢？我们不仅在工地小心翼翼地取起那些零散的甲片，对椁室底部成堆的甲胄片则采取“和盘托出”的办法，将它们整堆取起运至室内。后来将这些甲胄片运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有关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才把它们全部清理完，并拼接复原了13套完整的人甲胄和2套马甲胄。过去皮甲胄出土很少，保存较好的就更少，一座墓只出1件，多为人甲，没有一件能复原。这次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多、最早、最完整的人、马甲胄，对研究我国古代兵器史、战争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钟上有关乐理的铭文

六、我国考古史上的光辉一页

经过综合研究，随州擂鼓墩1号墓被确认为战国早期曾国君主乙的墓葬，简称曾侯乙墓。它的发现在我国考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曾侯乙墓的发掘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如木椁规模巨大，用成材方木达380立方米，折合圆木约500多立方米；椁外填木炭31360公斤；出土各类文物总数达15404件，其中有精美的青铜礼器110多件，且多为又大又重的“重礼器”，有编钟、编磬等八种124件乐器，有兵器4700多件，各类器具用青铜总重达10.5吨！同时又因保存十分完好，许多为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因而收获也十分巨大：如编钟、编磬上的乐理铭文，解开了我国音乐史上的许多难题。如铭文确证：同一件钟上能发两个不同的乐音，我国早有七声音阶，等等；再如此墓各类器上的文字共有12600多字，通过这些文字的研究，解决了历史上的许多悬案，对研究先秦史、军事史、古代礼制、丧葬制度等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此墓各类青铜器，精美绝伦，集各种铸造技术之大成，达登峰造极的程度。科技上有许多创造和发明，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在工艺美术方面，不论雕塑、造型，还是绘画、刻画都有杰出之作，有的为后代艺术开创了先河。收获之巨，不胜枚举。

选自《湖北文史资料》第56辑

作者简介：郭德维，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曾任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职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35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文中小标题为本公众号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