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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斐:建构《谁的乌托邦》|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普通话)

曹斐: 《谁的乌托邦》的创作里,我当时分了很多步骤,一点点去接近这个结果。所以一开始做了一些问卷,要求工厂发散给不同生产岗位上的员工,最后确定了大概二、三十个员工,作为我们这个项目小组主要的工作坊的员工,然后就每周定期跟他们聚会,还有做一些小的工作坊。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慢慢发展到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因此在这影片里面,其实也将她们一些没被实现的愿望或者梦想,在工厂里面的舞台给他们做了一次呈现。

那影像里面又分了三段式。第一段就叫做「产品的幻想」,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纪录影像部分,也花了这半年时间的一部分,拍了不同生产线上、流水线上的环节。在声音部分,观众除了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机器的部分外,例如张安定他对声音也做了一个抽空的、重组的一个处理,所以你既像在工厂环境里面,但它又有一种比较空灵的感觉,就能把工人的内心那种孤独的东西给勾出来。然后,影像的第二部分就是童话吧,是吧?就是看工人们在这个生产环境里面跳舞,舞蹈包括芭蕾舞、霹雳舞。这一部分的结尾,是在他们宿舍里面,看着这个厂区、这些货车、物流输送到远方。最后就是每个人的肖像。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在看第一部分的时候以为是纯纪录片。它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个灯泡厂,它是照亮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但同时有没有照亮他们这个内在,或者有没有照亮他们的生命呢?所以也是这个影片的题目,《谁的乌托邦》。我没有用到问号,很多人问到打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加一个问号,其实我说不需要一个问号,因为这个「whose」就是代表了谁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在问我们、也在问他们,就是我们的乌托邦是由谁来建构的。

你既像在工厂环境里面,但它又有一种比较空灵的感觉,就能把工人的内心那种孤独的东西给勾出来。

曹斐

多媒体艺术家曹斐解构其2006年的作品《谁的乌托邦》,及此作品下中国厂房工人的辛酸写照。影片设香港手语。

曹斐 《谁的乌托邦》 把灯饰厂的机械与工人的梦想并置。

曹斐在广东佛山一间灯饰厂担任驻场艺术家期间,制作了这段录像。首先,她向工人派发问卷,询问他们的背景和未来愿景。这些工人大部分都是学历不高的农民工。

然后,她邀请部分人在厂房内进行一些工作以外、但渴望已久的行为表演。录像里,现代化机械与工人的梦想交替出现,从而带出一个问题:在经济改革与全球化的大前提下,乌托邦究竟是否存在。

张晓刚:血缘与家庭 | 香港手语

张晓刚:血缘与家庭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张晓刚: 把这个作品当作一个系列的正式开始是1994年,然后,它的灵感来源和准备工作,大概是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其实起因很简单,就是来自于对家庭老照片的一个发现,感觉为什么照片会那么触动我。历史里面包含很多的东西,是过去我们忽略的东西。而且,看我的家庭的照片吧,看到我父母的年轻的时候,跟我们的青春的这种对比,就感触很深。我就觉得「家庭」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一个是我觉得我的「大家庭」,跟我个人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就跟我的生活的环境也有关系。

我觉得我始终很关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变化。另外一个在我生活的单位上,我们的学校是吃、住、教学、创作,全部都在一个院子里面的这么一个单位。我天天在那儿,我就感觉好像也像一个家庭一样,人和人的关系那样复杂。后来随着我的家庭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孩子在1994年出生,(孩子)出生以后对我个人的生活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个时候大客厅里面开始出现小孩,联想到我的童年、少年,这个时候「家庭」增加了一些深度了,就不是表面的一个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了,它可能就像后来取的名字一样,跟血缘也有关系了。

从黑白的中间,我喜欢使用一点其他颜色,包括一些光斑、红线这些处理,来加强这个被改动的部分,但是颜色都是没有冷暖的关系,都是黑白的关系。只有色阶的关系,没有色彩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红线最早还是受芙烈达(Frida Kahlo)的影响,但她有另外一个意思——生命跟生命有关。我也想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他们可能是亲人,也可能是朋友,也可能互相都没有关系。我想这样把它像个网络一样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家庭的感觉。

石汉瑞:设计香港品牌 | 香港手语

石汉瑞:设计香港品牌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英语)

石汉瑞: 我敢说,有什么样的客户,就有什么样的设计师。如果你遇到一个锐意创新的设计师,就千万不要错过。

与我合作过的很多客户,名称都有「香港」二字,例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置地、香港上海大酒店、香港国际航空等等。我想毫无疑问的,那是为香港建立品牌,打响其名号。

我在1961年来港,那时我正为一本名叫《The Asia Magazine》的杂志工作。它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当时他们决定逐渐进驻香港,我就打算来闯一闯。

我来香港的时候,是做了充分准备。其中一点是我带了很多「弹药」。我的武器有两种:概念和对比。我一直为中国视觉文化及日本文化着迷,我也尽量将之运用,但同时会加上一点现代元素,正如我所说,一些已知和一些未知的事物。

其中一样我很引以为傲的东西,举例来说,就是牛奶公司的标志,它在中英文绝对对等。我们使用相似的字体,虽然分别是英文字母和中文字,但我们让中英文看上去感觉一样。颜色相同,字体大小亦一致。它们可以互换使用,而那代表了一种彼此尊重。

我创立自己的公司后,承接了各式各样的项目,其中一项是设计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钞票。我使用了银行大楼的外观,银行的旧大楼外观很独特,我也使用了狮子作为银行的吉祥物。你需要有一些能抓住观者注意力的东西,足以令你的产品,你希望推销的任何东西,在竞争者之间以及流行的风格当中脱颖而出,这样你才有突出之处。

我没有让自己定型为酒店设计师、书刊设计师、钞票设计师,又或是设计舞厅的,是以全才的设计师自许,可以设计海报,可以设计包装,什么都能设计。

困难之处在于要令设计富有趣味,让人观看年报或宣传册内的插图会觉得赏心悦目,并令图片不只为说明某些内容而存在的附属品,而是本身就是有其价值的精彩事物。很多人不理解当中差异,但设计所表达的情感、蕴含的概念,以及你所下的工夫,就是能吸引和打动人的要素。

杨东龙:不可言说的空间 | 香港手语

杨东龙:不可言说的空间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粤语)

杨东龙: 画画是去制造那不可言说的空间。可以吗?

冯美华: 这是相片对吗?

杨东龙: 这是相片。这些我都当是相片。

有一个限制,其实画框本来就是一个限制。你有这个限制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些什么,把那限制变成不是限制,或去超越限制。其实有不同的方式。

补充一句。收声,收声。我指的限制是生命体的限制。任何一个画画人也好,一个创作人也好,任何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一个生命体的限制,你就去选择语言。

倒转头亦可以,就是那选择呈现那个限制。

访问者: 所以你是一直在跟限制去共舞? ,

杨东龙: 我喜欢这个字眼──共舞。

冯美华: 这个可以没有的?

杨东龙: 对啊。

冯美华: 但你又放了进去。

杨东龙: 但有了就好看嘛。 (笑)那实在是好看嘛。

访问者: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杨东龙: 对啊。如果你看到某些事物是好的话,你不需要去寻求解释。对吧?这部分就是说了太多。

这幅在这批中较早的,这幅应该较早,大概在95年左右,或93、94年上下。这张跟那张有点相似。

有些画看上去没有任何形状,但其中的肌理、厚度,其实很多时跟具象画的肌理之类有关。例如我一直对光线变化,光线投射在人身上,或投射在物件上的变化,我一直都很感兴趣。这是由抽象到所谓具象,其实一直用得着。刚才那地板,对我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抽象。切走上面那一部分,下面其实是抽象来的,不是吗? (笑)

访问者: 为何突然想要如此贴身?

杨东龙: 脚踏实地嘛,因为做爸爸了。是很简单的。你对婴儿可以谈什么呢?谈艺术史吗?知道婴儿的视觉发展,由开初看不到东西,到后来朦朦胧胧看得到,会追着光线来看。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在一盏灯附近画一些什么给她。她应该知道吧,因为这个故事我很少跟人说,是她契爷说出来的。

阿杰,这个让我来!

访问者: 你画了这么多大的画,要搬到别处时怎么办?

杨东龙: 是的,所以当时丢掉了许多(作品),这是这样。搬不动了唯有丢弃。有些事情我会想得比较实在。如果当时想到要背着这么多画,可能现在我只懂背着那些画,不懂画画了,对吧?正因为当时全丢弃了,只有全丢弃才能画新的画,于是我就丢掉了。

是的,还有两块。

我相信有价值的事物会在我现在的画中走出来,甚至它走出来我也未必知道。

有许多弃画的方法,有些人真的会毁灭掉一幅画。我已记不起当初有没有这样试过了,但很快我就不再试这种方式。我用了一种更懒惰的方法,就是我搬到街口。有人要就要吧。

油画本来其实是非常「工匠」的手艺,你永远有事可做。一张画要画什么,其实我没有很清楚,只是随意找个起点,所有事情都在过程中产生。一幅画对我而言不是要你明白些什么,反而是产生思想上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

当你画到某时候,你会进入一种状态,你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于是你自己又会问,这个状态是否真实?其实是一种纠缠,跟现实的纠缠。所以为何我要画具象画,也是一种纠缠。因为具象画首先给你看到外在的东西,然而当具象画说的又不是外在的东西,它就会开始产生别的意思。

我并非那么重视艺术的探索,反而是人生的意义。我只是借艺术探索去呈现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我的生命有限,我宁愿认认真真去做好一种物料,比不断去尝试不同的物料要好。我自己觉得这是穷一生去做的事情。

画画是「过日晨」,也对的。那是有前设的,什么是「过日晨」呢?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你喜欢怎样去「过日晨」,没有人可以加任何意见。

何藩:决定性的瞬间 | 香港手语

何藩:决定性的瞬间 | 香港手语

视频文稿

(原文:粤语)


何藩: 其实我偏向喜欢黑白。我不是不拍彩色照,但我发现一件事,彩色没那么适合我的世界。黑白给予我一种距离,怎样的距离呢?跟现实人生的一种距离。我觉得这个距离很重要,现实人生是七彩缤纷,黑白好像抽离了一样,更能够令观众、观者,有一种思维,一种沉思默想的空间和深度,跟我、大家产生共鸣。

我好喜欢黑色。黑色好像一种力量,好伟大,好神秘,好像可以主宰世界的一种力量。我觉得我拍照很随意,意之所至。例如我住在半山麦当劳道,中区,我由中区走下来,当时没有地铁,就背着相机,由麦当劳道半山走下去,路见横街窄巷,烟雾迷离,有些小人物,芸芸众生,草根阶层,弱势社群。我觉得他们所表达的一种香港精神,是最令我难忘的,小人物拼搏求存,一直在挣扎奋斗。

我很注重光。我觉得摄影是光的艺术,我要光合我心意,不谈对错,便要等光。当时有感而发,我就表达当时的心境,我的一种感觉。大文豪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说过,他说艺术除了感动之外,便什么都不是。伟大!他说得伟大。

这一张呢,我必须坦白告诉各位,不是我的功劳,是上帝跟我开的一个玩笑。根本我不是在拍小孩,底片是四方的,实际上我在拍电车路。初初看,实在不行,看着看着,一旁有两个小孩,更好玩,更有趣。放学后,两家那样,这样好像⋯⋯有着节奏一样。我喜欢玩剪裁,像制作电影一般,我很喜欢玩剪接,那是怎么样呢?剪接可以令你的作品起死回生。摄影也是一样原理,那边是死的,这边是活的,那就把它剪掉。真正的好相片不在相机,而是在你本身,是在你的眼,在你的脑,在你的心,不是在于冷冰冰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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