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长江大拐弯，长江即将冲出峡谷，进入湖泽遍布的大平原（黄宇 摄）
30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壮游”，坐船下长江，从重庆到九江“漂流”了整整四天。那是一艘小轮船的五等舱，舷窗刚好超过江水，一路上与波涛、水流、水纹相伴。江水让人迷醉，并不觉得路途遥远。轮船上挤满了出川的民工，去锅炉房打水都得吆喝着，那是热火朝天的时代。后来再过三峡，“水翼飞船”终于实现了古人“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夙愿。生活节奏加速了，旅游者多了起来，张飞庙、白帝城和丰都鬼城等沿江历史文化景点又吸引着人们驻足。2014年“飞船”停航了，宜万铁路四小时就出了川，又是完全不同的旅行体验。不久的将来沪汉渝蓉沿江高铁又会开通，从重庆到宜昌，只用两个小时。
坐在高铁里钻进三峡水库所在的莽莽巫山中，车厢暗淡下来，在地图上看到“湾、垭、坪、槽、沟、涧、坳、梁”等我这个北方人不太熟悉的字眼，有点恍惚。30年间长江沿岸的变化是我亲眼所见的，30年前的呢？
30年前的长江仿佛就在眼前。可当火车钻出了大山，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分明变了模样。30年太短暂，放在历史上更是一瞬间的工夫，可沿岸的景物已有了“换了人间”之感。如果向历史的深处回望，长江沿岸是否也有着让人惊叹、让人难以置信的改变？
今年再次来到长江，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古代长江的样子，她最初什么样的？又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长江的蜕变分几个阶段？又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引人好奇，也只有在行走中边走边想才能获得一个大致的轮廓和脉络。如今，轮船、水翼飞船和溯江而上的高铁都坐过后，我渴望了解那些我未曾身临其境的、更深入的移民史和开发史。这是一桩浩繁的追索难题，绝非一人一笔可堪重任，但探究之心如莹莹烛火，吸引着我去探寻长江边上的城市，由点及面了解长江，这条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河流，也是继黄河之后我们的另一条母亲河。
“天下足”
4世纪到12世纪的800年间，其中再浓缩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南渡三个主要时段，中国的人口大规模南迁，中国的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人口大规模迁移之前，长江乃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蛮荒之地，连我们想象中精耕细作的稻米种植其实都粗疏。如今，攀枝花、宜宾、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一座座明珠般的城市串起了长江沿岸城市带，襄阳、成都、合肥、苏州，长江支流上的城市开枝散叶。每年上万亿立方米的浩浩江水，滋养着280万平方公里流域内的土地，生生不息。但以历史的眼光看，每个城市，如同拔出鲜花带着泥土，白天的玻璃幕墙和夜晚美轮美奂的江畔灯光秀背后的地理和历史沿革，同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武汉长江轮渡，公共交通一样的存在，方便着武汉三镇居民往来（张雷 摄于2009年）
处于长江经济带龙头的上海，面积仅有6000余平方公里，不足全国的1‰，贡献的税收却高达全国的3%，以一城提纲挈领带动整个长江流域，进而影响全国。可时光倒退170年，上海还不过是一个府城，当英国坚船打开中国门户，《南京条约》最初提出五口通商之时，清朝廷最担心的是洋人提出在苏州通商。及至广州、福州、宁波、厦门等城市放到谈判桌上，清政府考虑最多的也是作为省城的福州，而不是级别最低的上海。可偏偏上海一跃而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中心。
追溯过往，春秋时期的长江入海口，经过今扬州、镇江后江面骤然开阔，是呈喇叭形的。那时候的上海和南通还都在海平面以下。“沪”，本来是松江下游的渔民们用绳编结的一排竹栅，插在河中，以拦捕鱼蟹。唐朝天宝年间上海这片土地才以华亭县之名第一次出现在行政区划中，有了独立的建制。但华亭县实是上海西部郊区区域，直到两宋时期上海市区才从水下浮出。
但这并不影响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富庶。明代中期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更在宋朝流行开来，唐朝流行开的谚语是“扬一益二”，长江流域之富庶早在千余年前就奠定了基础，且呈现出了接力的特征，先是下游和中游的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继之以江南太湖平原得到开发，成为中国最大的粮仓，随后江南工商业日趋发达，农业不再是重心，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随即担起了粮仓的角色。至于税赋，江南乃全国税收仰赖之地，古来如此，唐朝韩愈称“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史》则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明会要》则有“天下财赋，出于东南”的说法。
地理学家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创造性地以水利为纽带，提出了经济区的概念。他引用了清代尚书慕天颜写给皇帝的奏章中的句子，“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域，随着灌溉和防洪等一系列水利设施的建设，其实是在一个个小片的区域中发展成熟起来的。随后再连成大片，成为新的经济区域。长江流域的开发也是如此。在襄阳，汉江出口处有一段老龙堤，古人苦于汉江洪水，屡次修筑，总算找到了护佑襄阳古城的办法。荆州的水文化馆展示着自汉以来历朝历代地方官与沿岸人民修筑大堤、整治河湖的事迹，更不用提及秦人对都江堰的修造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国的繁盛。沿着长江行走，古人治水的遗迹散布在各处，治水之形迹绵延不绝，与今日城市的发展形成观照。
河湖池沼之地
长江经济空前大发展，除了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广阔的土地资源赋予了古人驰骋的土地。长江的泥沙含量虽远不及黄河，但流量却是黄河的20倍，每年长江从上游夹带的泥沙，为中下游创造出新生的土地。仅上海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已经制造陆地500平方公里以上。长江的造地还不仅局限于向海洋要地，长江中游如今湖泽密布，全国第一、第二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和洞庭湖都位于长江中下游。但在古代，这里的湖泊更多，面积更大，长江上游冲刷来的泥沙首先沉积在这里，曾经分布于荆江三角洲和汉水三角洲之间的云梦泽被泥沙淤塞沉淀，成为今日的陆地。
可具体到土地资源，也就是地力，长江流域温度高、湿度大，土壤因水流淋溶、氧化强烈而黏重，这里的坡地并不容易开发，具有种植价值的也是低洼地带的土地。出了山，长江沿岸地势陡降，落差几近于无，水与陆，本来应该是海岸边界的水陆关系主导了长江下游沿岸，汛期大水漫灌、河流淤塞，旱季饱含有机质的土壤显露出来。自然条件决定了这里的开发远比黄河流域艰难，可一旦开发，产出就要丰沛得多。故而在人类能力的萌芽阶段长江流域地广人稀。楚国是战国七雄里土地面积最大的，人口也多，但论起人口密度就远比不上中原的诸侯国。直到公元600年，也就是隋朝，南方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仅为1/4。此前更低，公元前400年，也就是战国初期，仅是1/5强。
除了江水带来的丰富的有机质，河湖的沉积物也是肥力极佳的膏腴。当湖泊变为陆地，先民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丰衣足食。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明清时期移民们围垦湖泊河滩，两广称之为围垸田，江南地区称之为造圩田。长江流域的土地支撑着这个国家越来越庞大的人口数量。
湖北荆州沙市区的对面，是公安县的农田所在，依靠长江冲积平原的肥沃，这里是鱼米之乡（黄宇 摄）
稻米养人
南方的稻作农业在南宋显著跃升，由一季稻转为两季稻，工商业也达到历史上的巅峰状态。是人口压力激发出了更精细的耕作方式，进而促进了分工，推动了工商业，还是粮食大丰收导致了人口繁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或许兼而有之，互相促进。一种早稻品种占城稻的引进值得大书特书。4月初我在太湖边上行走，看到的还都是油绿绿的小麦，南方的种植季比北方要多出两三个月，但水稻是要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才开始种的，一年也就种一季。早稻的出现把春季这一段时间利用上了，虽然口感稍差，但占城稻胜在能够早播种，成长期短。从此以后，一年两季成为可能。
如今北雁南飞，南方经济以迅猛的态势甩开北方，学者们希望从更深远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水稻种植是繁难的过程，农夫们先要泡苗使之发芽，再在苗床上培植秧苗，在灌满水的田地里犁地、平地、插秧，种植中还要灌水、放水，控制水位和水温，还要拔草除虫。插秧季节正是用水高峰，短短的十几天内所有的田地都需灌水，除非上下游的农人通力协作，分配好水源，否则就会耽误农时。在开往荆州的火车上邻座是位洞庭湖区的农人，给我讲起了他年轻时，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个村子间抢水的情形。上游截住水流，下游整个村庄都去讨水，年年种稻子的时候都会打架。现在情形就好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出门打工了，稻田包给种粮大户，大户之间好协调了。
除了体力消耗是小麦种植的两倍，稻作农业邻里间的合作和协调较多，令人们产生互相依赖的性格。南方人务实，自视也不高，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中科院心理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南方地区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加强烈，其对诚实的朋友更慷慨，对不诚实的朋友更宽容，表现出更强烈的“亲亲性”倾向，对内外圈子即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边界也更为清晰。
我们的祖先虽最早驯化了稻米，但水稻这种产量高却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作物，远古并没有在长江流域得到大面积种植。或者说，曾经有过如良渚那样以水稻为生的古代文化的繁盛，即便是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也发现了稻米是主要的食物来源，但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繁盛靠的仍然是稷、粟、黍等旱作作物，稻米成为重要的口粮还是很晚近的事。地广人稀的时代，在南方人口还远不及北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人“火耕水耨”，隙地是如此之多，农人们用火烧开一片空地，为了除去空地的杂草再引水入田。
只是在隋唐之后，水稻的热度才陡然上升，“开挂”了一般，成为主要的食物品种。其原因也不难想象，那时中国南北方人口相当了，几经开垦南方土地资源也紧张起来，农人们只得精耕细作了。唐初经过漕运输往北方的稻米只有20余万石，后逐渐增加到300余万石。唐宋繁盛时期中国人口过亿，水稻的高产成了庞大人口数量的主要支撑。而这时候在南方的田野里不辞劳作的，仍然是北方人——被更北方的游牧民族逼迫南迁的北方人。
长江以南，无论方言还是民俗习惯，其实都更接近秦汉时期的中原文化。而北方，则不论从生物学基因还是文化上都更接近于游牧民族。
人地张力与工商业兴起
三次北人南迁，长江流域悉数开发。中国国土虽广袤，但这片国土上最富饶的土地被开发之后，剩下的唯有边边角角高山高原。及至来自南美的玉米、白薯和土豆等作物引入，棚民山野开荒，清代中国因为过度开发而遭遇了一场史上最惨烈的环境退化。四海之内，山岭尽枯，童山濯濯。到了晚清，就连山地土壤的肥力都被消耗殆尽了。有学者研究指出，清初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从古代的49％降到26％，到了清末则只有8％了。水土严重流失，但对于河流下游却是淤积成陆，长江下游农人们大兴圩、垸，人与环境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圩、垸阻碍了河流的自然宣泄，一地之丰膄，即是他乡之灾难，清政府多次禁垸田，流民却与官府斗智斗勇围垦湖河滩地，生态与人口的矛盾愈发尖锐。
但艰难的人地矛盾也激发出了另一种潜能，恰恰在长江开发的后期，也就是南宋以后，依托于长江下游密如蛛网的河流水道，以及高度发达的水稻种植，和由此培植起来的高度组织与社会化，江南出现了发达的商业文化。江南的工商业在南宋、明与清都有着令人惊艳的呈现，江南的人口因为工商业而聚集，摆脱了古代城市因政治与军事需要而建设的逻辑。正是因为人地矛盾，到了清代，本来是稻米主产区的太湖周边，已经成了其上游湖广平原和四川盆地稻米的主要销售区域。代之以，江南人种植棉花织布，养蚕缫丝，一个个以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市镇兴起。这也成为近代南方工商业兴起的基础。
这是一次漫长的沿江之旅，在成都平原，我看到了长江上游最大的支流岷江和龙泉山如何帮助人类打下了天府之国的基底，古人又如何巧妙地以都江堰工程营造出这片“水旱从人”的人间宝地。在南阳盆地，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家乡，南北方交通的大通道，我感受到帝乡的偶然因素与北人南迁的共振。在荆州，曾经全国最大的湖泊云梦泽消失了，变为良田万顷。在太湖边，水网如公路一样密布，承载着工商业的勃兴。
长江之行走，边观察、边阅读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江经济带，一个重要进程，在反复的思考中，逐渐理解了其发展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