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密约》是指1933年6月，杨虎城委托驻陕西汉中的陕军38军军长孙蔚如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汉中达成的秘密协定。《汉中密约》签订后，双方基本恪守承诺，“巴山从此无战事”。红四方面军解除了腹背受敌之忧，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对付四川军阀的多次围攻并接连取得胜利，牵制了川军的有生力量，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汉中密约》的签订，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夹击红四方面军的图谋和借“剿共”之名排除异己的惯用伎俩，被誉为中共军事统战史上第一个协定，更有史学家认为是西安事变的序曲。孙蔚如在《汉中密约》签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杨虎城的左右手

孙蔚如，生于1896年，原名树棠，陕西长安县人。少时求学于咸长初等实业学校、长安高等小学，1913年秋入西北大学预科（省立第三中学前身），后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5年夏，孙蔚如毕业，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科员。在此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追随杨虎城参加靖国军，任陕北国民军第二支队参谋长兼游击司令。1926年4月，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西安城长达8个月，孙蔚如随杨虎城坚守西安，有勇有谋，深得其信任，誓同患难。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孙蔚如任军参谋长，东出潼关，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初，杨虎城赴日治病，委托孙蔚如代行陕军军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甘肃省军阀却打出“甘肃独立”旗号，并联合川、青、宁、新五省，联合推举吴佩孚为中国国防军总司令，企图分裂。举国震惊，舆论哗然，在南京政府面临外患内忧的被动局面时，杨虎城为稳定西北大局计，主动请缨，派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领第十七师(缺赵寿山旅)入甘，平乱驱吴。孙蔚如挥师战会宁、攻定西，所向披靡，于12月上旬率部进入兰州，吴佩孚乱中逃离，地方军阀慑服，西北局势安定。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宣慰使兼军民两政。1932年9月，孙蔚如任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驻军甘肃天水。

粉碎蒋介石图谋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30万重兵围剿下，由于张国焘的“以进对进”的军事冒险主义，导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严重失利，被迫退出鄂豫皖苏区，一路西征，于12月9日到陕西汉中。兵困马乏的红四方面军召开了“小河口会议”，决定南进川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利用四川军阀在川西混战，川北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旋即翻越巴山，挺进川北，一举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在川东北一带站稳脚跟，建立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立即“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任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10万元、子弹100万发，命其围攻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形成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同时，善于借“剿共”之名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又舍近求远电令陕军三十八军由甘肃天水速返陕南，与驻扎汉中的胡宗南第一师换防，并要求不得延误。接到命令后，杨虎城左右为难：打红军，他极不愿意；不打红军，则违抗军令。这时，杨虎城的智囊、高级参议杜斌丞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杜斌丞的建议得到了杨虎城的赞同，他让杜斌丞秘密与红军联系。杜斌丞向杨虎城推荐了在陕军任职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说此人能担大任，可以完成使命。

1933年5月初，中央特科秘密党员武志平，随换防的三十八军由甘肃天水来到陕西汉中后，就接到杨虎城的一封密信（此信函现珍藏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接到杨虎城的密信不久，在军部作战室里，孙蔚如与武志平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并亲笔给红军首长写了绢书。孙蔚如对武志平这次出使红军非常重视，反复叮咛说，此行事关我军安危，望弟不辱使命。

孙蔚如默许武志平准备了电池、药品等红军急缺物资。同时，武志平还将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准备的一套川、陕、甘军用地图，以及蒋介石发给军以上单位的密码本，打包封蜡，作为出使红军的见面礼。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只身前往川北红四方面军驻地。连绵的巴山山脉，山道崎岖，一路翻山越岭，历经艰险，两次遭遇土匪，均化险为夷。武志平风尘仆仆来到红军驻扎的四川通江县两河口，在一座民宅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撕开身上的衣褂，将密藏的孙蔚如写给红军的绢书递给傅钟，信中写道：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孙蔚如谨启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川陕苏区最高领导张国焘，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他当时住在通江县苦草坝，距两河口有100里山路。为见来使，张国焘派骑兵班迎接，傅钟也派专人护送。张国焘设宴为武志平洗尘，并将参谋长曾中生、后勤部长郑以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等许多高级干部招来相陪，双方交谈了许多情况。武志平将自己收集的陕军和胡宗南部队的兵要情况和盘托出，尤其是青、宁、甘马家军的情况，从中可以洞察到武志平的远见卓识。

武志平怕张国焘对杨虎城提出苛刻条件，故在席间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也很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张国焘连连点头称是。

主持签订《汉中密约》

经过商议，红四方面军决定派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张国焘还特意准备了给孙蔚如的礼物：川北特产银耳。

徐以新抵达汉中后，武志平向孙蔚如作了汇报。见红军特使已到，心细的孙蔚如，即给西安的杨虎城发出密电：“门敲开，如何待客？”杨虎城迅即回电：“举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在汉中建设巷三十八军高级参议王宗山家中，双方正式会谈。为绝对保密，参加者为4人：陕军方面孙蔚如、王宗山、武志平；红四方面军特使徐以新。这其中还有个插曲，为了防止汉中的胡抱一觉察，孙蔚如还特地安排三十八军上校、秘书科科长、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邀约胡抱一去勉县武侯祠观赏旱莲，可见孙蔚如处事之缜密。

会谈由孙蔚如主持。他关切地询问了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空山坝大捷的战况，徐以新巧妙地回答说，因为陕军保持中立，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才取得了这次胜利。孙蔚如很赞赏徐以新的回答，便说我们希望以巴山为界，红军不要向陕境发展。陕军也不会按照委员长的安排，进犯川北，两军可以相安无事的。

孙蔚如说：“今天所进行的，可以说是一次秘密谈判。我们和红军巴山为界，秘密来往，互不侵犯，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瞒过蒋委员长，我们防区也就成了贵军的保护墙。”

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当王宗山示意“饭菜齐备”而催促进餐时，武志平生怕议而无决，立刻拿起记录稿，既像总结，又似请示地说：“今天上午所议，据我领会是这样的四条：一是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日常用品；四是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初次会谈之后，孙蔚如赠以红四方面军药品、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对汉中会谈的4条初步协议表示同意。于是，复派徐以新赴汉中正式谈判。同年6月24日，仍在汉中建设巷王宗山的府邸，双方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即《汉中密约》。据洋县政协委员、曾任三十八军军部上尉、书记兼孙蔚如秘书的杨信甫生前回忆：这份密约由他负责整理抄写，双方签字，一式两份。

6月25日，武志平护送徐以新南归，又带去17担红军紧缺物品。为何又是17担？武志平对徐以新说：“孙军长的意思是，我们是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的心意。”

新中国成立后，徐以新撰文回忆了这次谈判：“1933年春夏之际，我任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受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委派，与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代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进行了汉中谈判。事在5月中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特科秘密党员，身份未公开），受杨虎城、孙蔚如的派遣，来到川北苦草坝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傅钟、曾中生等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首长接待了他。随后，我受命随武志平前往汉中，与十七路军谈判。杨虎城授权孙蔚如为全权代表，并派自己的秘书王宗山参加谈判。初次谈判，双方互相摸底，十七路军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向发展，并建立一个经常往来的交通线，同时向我们提供了胡宗南军队的行动情报，还给我们一部分军用地图。6月下旬，我第二次去汉中，与孙蔚如进行了实质性谈判，经协商确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我们可以设立交通线，他们可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物资。因为有了这一协定，川陕根据地不致腹背受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围攻。”

赠送红军“无价之宝”

孙蔚如除了给红四方面军多次赠送急需的军用物资外，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川陕甘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堪称无价之宝。

武志平第一次去川陕苏区的当天深夜，正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电话中得知孙蔚如派人送来了军用地图，兴奋异常。他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非常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这份地图成了当时红四方面军仅有的一份正规军用地图，徐向前爱之如宝，一直带在身上，用以指挥作战。从他的回忆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颐和园设家宴招待武志平的谈话中得知，长征途中，发生了“九九密电”，叶剑英深夜投奔毛主席，悄悄带走的正是那份军用地图。

至于那份密电码本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四方面军据此截译了川军许多重要情报，取得了反刘湘“六路围攻”的伟大胜利，亦对中央红军长征准确提供敌军情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在与红军停战合作的两年中，孙蔚如信守诺言，在东至宁强、西至镇巴的数百公里陕军防区，以巴山为界，始终以互谅互让、维护和局的原则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遵守共同协议。故意放松与红四方面军驻地接界地区的盘查限制，为红军的对外联系和物资交流创造了较宽松的条件。

1949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蒋介石点名要孙蔚如去台湾。孙蔚如藏匿上海，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与红军签订《汉中密约》的抗日名将孙蔚如，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36年9月3日，毛主席曾给驻扎关中的孙蔚如去信说：“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多次接见孙蔚如，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他以关怀和照顾。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病逝于西安，享年83岁。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编辑：董小参

责编：蒋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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