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逝世八十周年︱王贺：一个上海现代主义者的广州时期

编者按：2020年6月28日为穆时英逝世八十周年。我们特地刊发王贺先生此文，以为纪念。

穆时英（1912.3.14-1940.6.28）

在“上海现代主义”者穆时英的人生行旅中，曾有一段穿行于粤港间、尤其踏足广州的时光。今天看来，这的确难称是其“高光时刻”，但在穆时英其人其文的研究中，却是又一空白，值得作一专门论述。不过，这一切，首先还得从1936年穆时英只身赴港的故事说起。

1936年“一个浸透了闲寂的阳光的四月的下午”，穆时英搭乘“红伯爵”号，离沪赴港 （穆时英：《怀乡小品》，《穆时英全集》第三卷，116页） 。到港之后，曾供职于电影公司和新闻业，创作了《中国万岁》《十五义士》两部电影剧本，执导了《夜明珠》 （王贺：《作为电影导演的穆时英》，《当代电影》2020年第五期） ，后又担任《星岛日报》《星岛周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直至1939年10月返沪。

其间，穆时英也发表过一些散文、杂文、评论和译文，但其创作热情较之于上海时期，明显低落不少。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标志是，旅港时期他几乎停下了之前为其奠定广泛声誉的小说创作的脚步。从现有资料看，自1936年4月赴港至1939年10月返沪，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中长篇小说，穆时英此时鲜见有公开发表的记录，唯一的例外是《第二恋》。令人好奇的是，这三年多的时间，穆时英究竟如何度过？其为何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此时中日战争的影响和在港谋生的需要压倒了一切，但在本文中，笔者想指出的是，这也与此时穆时英的艺术、思想旨趣发生转移有关。其从事电影编剧、导演工作，只是转移中的一个方面（早在1930年代前期已埋下伏笔），因战争的爆发而刺激出的对国际时事、政治的关怀，则构成了另一方面。

《世界展望》

这种关怀既表现在穆时英所作《英帝国的前哨——香港》、所译《中国苏维埃的蜕变》《亚洲的法兰西与德意志》等文章中，也表现在其任职《星岛日报》《星岛周报》之前、与友人创办《世界展望》这一行为本身。《世界展望》是一种政治刊物，创刊于1938年3月5日，发表了许多关于国内、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分析的文章。穆时英和朱旭华任编辑，张正宇任发行人，出版方则为世界展望社，址设武汉汉口交通路。该刊每半月发行一次，但发行时间前后有所变化，前三期每月逢5日和20日出版，自第四期起改为逢1日和15日出版。不宁唯是，至此其社址亦改迁至广州米市街亲贤里八号，编者转由穆时英一人担任 （陈建军：《穆时英与世界展望》，《博览群书》2011年第六期；刘涛：《关于穆时英佚文的几点说明》，香港《文学评论》第二十期） 。

在该刊第一、四期，穆时英曾发表《扉语》各一篇，颇能见出其对国际时事、政治的关怀，以及背后真正的关怀之所在：“在法西斯日本的直接干涉下，祖国的广大的原野上，正展开着壮烈而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民族革命。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艰苦同时也最伟大的时代。旧中国已经死亡，而新中国却正在炮火中诞生成长。法西斯日本必然会粉碎在我们的脚下，辉煌的未来就在前面等待我们——歌颂吧！”其又云：“春天终于来了。鲜血灌溉了的祖国的大地上终于开出了胜利的花来了！山西歼灭战失败，江南扫荡战失败，打通津浦线的企图又失败——法西斯日本的总崩溃已经近在眼前。弟兄们，再支持一分钟。让我们把法西斯日本的大陆政策击碎，把法西斯日本的帝国迷梦击碎，把法西斯日本的武士道击碎，把法西斯日本击至粉碎！”

署名“编者”、发表在创刊号《世界展望》上的《社中偶语》，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企图：“祖国的命运，生活的焦虑，毁灭了的故乡，辉煌的明日……我们感慨、欢笑、哭泣、叹息、企望、怀念、歌颂……时代是太伟大了，而我们却是这样渺小。伟大的时代和崇高的抗战使我们沉默，使我们疯狂。可是我们不甘心做祖国的不肖的子民，我们希望能把我们微薄的力量贡献给我们的祖国，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做一些切实的工作。是怀着这样的心境，我们发刊了《世界展望》。”

此时的穆时英，显然已从“上海现代主义者”一变为抗战作家。《世界展望》的出版处、编辑人等的变化，部分见证了穆时英奔波于粤港时期尤其广州时期的生平行止。但穆时英的广州时期究竟自何时开始？其又以何与广州发生关系？据穆时英友人、晨曦文艺社（这是穆时英发起、领导的文艺社团）社员萧雯记述，其与穆时英在广州偶然相遇，正是在1938年5月（《世界展望》第四期的出版时间为1938年5月1日），但在广州期间二人见面并不为多，“也许因为广州的文艺气息很薄弱的缘故，也许因为他不再在文字上转圈子的缘故。” （解志熙辑校：《当“亲日作家”遭遇“抗日的恐怖分子”——“穆时英的最后”文献特辑》，《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直至该年10月，日军侵入广州，因其投放大量燃烧弹，致使全市发生大火，浓烟滚滚，数日不息，萧雯到港避难，二人才在香港南来文人的小圈子里，再次得以见面。“这时候他 （即穆时英——笔者注） 是在《星岛日报》主编‘娱乐版’，我是多年不写稿了，为了他再燃起这写作的冷灰，……写起了头，也曾在当地《大公报》、《国民日报》等写点散文之流的东西，……若是在香港不碰到时英，也许我不再想到写作，因为经商多年，我的市侩习气是很深的了，自己也无望于文艺，至多是个文艺的读者而已。”

但这并非穆时英与广州的初识。实际上，至晚在1937年11月前，其早已有数度广州之行，长文《飞机翼下的广州》便自其从香港出发的列车中所见之“车厢社会”一路写起，直至目睹日军攻占阴影下这个南国都市的日常，乃至亲历日军夜袭广州时的场景，无不摄入笔下。且看其所记述战争前夕的广州之夜：“‘加拿大’和私家汽车的前灯明灭着，像田间的萤火一样。街道和行人的轮廓突然清楚起来，又突然消灭在不知那里。我们是用触角在走着路，车辆轰然地鸣叫着从身边擦过去，游人们从暗陬里面对着我们撞来。完全像鬼市一样，悄然地，一点声音没有地，无数的人在身旁憧憧地隐现。……十点钟的时候，我们站在海珠桥上了。珠江的确很俏丽；月色澄清得很，水面上笼罩着柔和的、黄昏样的薄明。从泊在桥下的珠艇上，睡熟了样的珠艇上，哀怨的粤讴在夜色中浮动着。”可谓道地的穆时英笔法，一派“新感觉”气象。

然而，这个宁静的、柔和的良夜，旋即被日军一架架“大得可怕的轰炸机”的声鸣所撕裂：“西壕口的峻峭的Skyscrapers 把贴在大边的云块做衬景，浮雕似地映现了出来……在那些浮游着的一片片小云中间，百架以上的飞机翻腾着，追逐着……高射炮的烟像是一朵朵透明的银云悬挂在半空……机关枪的断续的火焰吞吐着，划着不规则的弧线……一只庞大的单翼机垂直地掉下来，又垂直地冲上去，穿入云里，就在我们头上，三只双翼机在围攻一只大得可怕的轰炸机，至少有十挺以上机关枪在放射着，那些飞机就像钻火圈的武士似地，在火网里边悠然地翱翔着……就在这短促的几分钟中间，广州市仿佛到了它的末日。差不多是同时地，几十条巨大的火柱在我们的前后左右跳了起来。大地像马上就要陷下去似的，呻吟着，颤抖着。那洪大的震声把我的知觉完全夺去了。我出神地站在那里，什么思想也没有，彻头彻尾被目前太瑰丽太神奇的景象所震慑。地上是火焰，空中也是火焰；地上的房屋燃烧着，空中的飞机也燃烧，连夜云，连月光都被烧成血色。”其笔触之生动、鲜活，较之前连载未完的、以淞沪战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似更胜一筹。

同时，该文也记录了穆时英在此行之前数度广州之行的经历。文章一开头就说：“接到了朋友郑君的信，我马上拎了一只轻便的旅行箱，挤上十二时五十分开往广州的中午快车里边了。居然能够找到一个座位，真是两年以来最幸运的一件事。”此处所谓“两年以来”是否暗示着其在写作《飞机翼下的广州》（写作时间不详，发表于1937年11月11日）的两年内，曾数度往返广州、香港？下文中出现的“列车终于到了大沙头。半月前来过一次……”“经过几次轰炸的广州和我上次来时情形没什么变动”等等的叙述，以及其中所显露的穆氏对广州街市的熟稔程度，似乎也在印证着我们的这一推测。但事实上，自1936年4月穆氏到港至1937年11月此文发表，满打满算尚不足二年，何来“两年以来”之说？可见作家的这一自我陈述，有一定的夸张、模糊成分，有待辨证，所幸笔者查见另一研究资料，较之更为准确，其将穆时英广州时期经历的开端，直接定位到了1936年仲夏。

那是“广州沦陷之前两年”的一个“仲夏的黄昏”。回到家乡广州的青年作家娜马，一自共同的友人处接到穆时英到广州的消息，便跑去穆氏下榻的酒店，与之晤面：

他住的是四楼的一个不大的房间，我们一跑进门，他（即穆时英——笔者注）那长长的影子就跳进我的眼前了。在一盏二十枝烛光的电灯的光圈下，他的脸庞显然是染上了一层薄薄的风尘了，可是 （此二字疑衍——笔者注） 他那一双瞳子，溜动间，比前似乎略觉迟缓了一点，可是那光彩却比前更坚锐而沉毅了！

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已到广州是打算找一个朋友，可是这位朋友恰巧跑到桂林去了，于是，他便打算在广州区留几天之后就回到香港去。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已有不少日子了，生活可并不十分写意，只写点零碎的文章来作为商品而零沽而已。

如果这里娜马转述的穆时英对其初到香港时的遭遇的陈述是真实的，那么，结合《飞机翼下的广州》中的相关文字，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穆时英的数度广州之行，从表面上看，乃为访友，实际上，或仍出自谋生、职业发展的需要，其甫抵港时的不安定的工作、收入的刺激，以及其对“只写点零碎的文章来作为商品而零沽而已”的不满。由此看来，穆时英的广州时期，与其上海时期、香港时期的某些经历，仍有共通的考虑、意图。至于其创办的《世界展望》自汉口迁至广州出版、交由广州培英印务局承印等情事，也是其熟悉广州情况、环境后的势所必至之举，并非是什么难以解释的偶然、一时的心血来潮。但穆氏此时生活重心在香港，因此在广州办刊，仍不十分方便，是故该刊移至广州后，通讯处除该社广州社址外，还新设香港云咸街七九号（即该社驻港办事处所在地），以便与各方联系。但不幸的是，自第四期问世后，该刊即停止发行出版，也为穆氏的广州之旅划上了句号。顺便说一句，近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发掘、整理，《世界展望》上的穆时英集外文已悉数重刊，为同行所共知，饶是如此，仍有漏网之鱼，即如该刊第四期所载《本社迁移启事》，便是其另一遗札。该信篇幅不长，姑抄录如下：

本社迁移启事

敬启者：本社编辑部发行部自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起迁往广州米市街亲贤里八号。此后各界来函请径寄该处或香港云咸街七九号本社驻港办事处可也。

世界展望社谨启

考定此书札亦出穆时英之手的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如上所述，其一，此时该社编辑已余穆时英一人；其二，发行人张正宇虽是穆氏契友，但从头到尾、由创刊至停刊，一直未见其有任何实际参与编辑工作之征象，执笔之可能极小；其三，既然当期《扉语》（署名穆时英）、《社中偶语》（无署名）等文均系编者穆时英所作，这则短小而不足百字的启事，其又有何理由假他人之手完成？自当属穆时英以本社名义所作者，亦属穆氏另一集外文。

不过，虽然穆时英的广州时期，至迟在1936年仲夏已经开始，但由于其他难以知悉的原因，随着《世界展望》的不再出版，穆时英与广州之间似乎未能再续前缘。换句话说，《世界展望》播迁至广州之时，已是穆时英与广州这座城市告别之时。另一方面，穆氏虽曾数度行走广州，但其笔下的广州，不仅有且只有《飞机翼下的广州》一文（此文曾被选入雷斯曼等著《日本果要进攻华南吗》一书，可见编者慧眼），也并未与其倾情抒写的上海，成就另一种“双城”叙事。可以说，无论是文学想象，还是历史实存，穆时英的广州时期的发生，虽与上海时期、香港时期的诸多经历，存有共通的考虑、意图，但其重要性和精彩程度，则远远不能与此二者相提并论，毋宁显得黯淡许多。

广州时期穆时英的心态一定是灰暗的，生活也“并不十分写意”。藉由上文的分析，我们首先可以知道，其较集中于往返粤港二地，以及在广州时期的停留，至迟于1936年仲夏已经开始，而在1938年5月后大约就结束了；至于其广州时期行旅的发生、发展，当然有赖于粤港间便利的铁路运输线及广州友人的支援，但更深层次的动因，乃是与其谋生、职业发展的需要相联，同时也夹杂着其对自身创作状况不断寻求改善的努力；而与这些努力、需求互为因果的，是此时穆时英已悄然发生转移的艺术、思想旨趣。他在电影界的尝试，在新闻界尤其对国际时事政治、当时中国形势的关怀，就代表了此时新的旨趣。这一旨趣的形成，固然受到中日战争和其职业发展的需要的影响，但并不能与之等同，我们或可将其视为穆时英与外部现实之间的一个媒介/中介，它不仅传达了穆时英对外部现实的感受、理解，同时也以个性化的方式塑造着穆时英所感受、理解的外部世界，穆时英所置身的那个世界。至于穆氏广州时期的交游、著述、思想观念、日常生活，乃至其数度广州之行具体如何展开等等，限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本文暂时只得付之阙如。

尽管广州时期这段黯淡无奇的岁月，在穆时英短暂而充满变化的一生中可能只是一个小的插曲，但它并不是可以被省略的。这既是由于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一个曾经活着的、具体的人的全副言行、交往、思想、感受和想象力，更是因为从中不仅“可看出穆时英积极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立足现实的冷静务实态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的穆时英形象”（刘涛：《关于穆时英佚文的几点说明》，香港《文学评论》第二十期），还映射出了“上海现代主义”在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政治背景中所面临的压力和危机。这些切身的压力和危机，从穆时英到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路易士、陶晶孙、茅盾等人，都能感同身受，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其间种种，已载之于著述，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处自不必赘述。

要之，在笔者看来，考察穆时英广州时期的行旅、创作与思想观念，非为填补空白，或为重新书写穆时英的人与文再添一笔记录。更重要的是，将穆时英在抗战中形成的抵抗意识与此际不断强化的家国情怀，确立为理解穆时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考察“上海现代主义”在战争时期及其后逐渐走向沉寂的一个重要的思考线索，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展开我们的研究。就此而言，本文不过是抛砖引玉，向学界提出研究穆时英的广州时期这一问题的必要，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只能俟诸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