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日本在利用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做得较好。日本历经二战后的经济恢复，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高速增长，再到
“
失去的
30
年
”
的经济低迷，在各阶段始终注重分配公平性问题，让发展成果接近全社会共享的分配公平。特别是日本经济所谓的
“
稳态
”
，虽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都比较低，但较好地协调了低速增长与均衡分配的关系：人均
GDP
维持在
4
万
-5
万美元的较高水平上，基尼系数则长期低于
0.4
。
日本在低增长阶段维系良好收入分配格局的做法
第一，先进制造业奠定了劳动者普遍高收入的产业基础。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中孕育了先进的制造业，成为三次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日本始终坚持制造业强国战略，维持制造业比重，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并借此稳固全社会的生产率和劳动者的收入。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
20%
左右，这一比例与德国相当，约是美国的两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日本产业附加值较高，由此工人创造价值和劳动报酬都较高。
第二，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设计中重视对就业的保护。在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
20
世纪
90
年代，虽然面临美西方的贸易打压和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但日本注重保住大量就业岗位，并稳住居民基本收入来源。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日本并非仅以投资和产值优先为目标，而是关注就业稳定性，因此并未大量迁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日本选择了一些兼具高价值和劳动密集型特点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并不是只选择高技术的先进产业。比如日本将集成电路等电子技术应用于汽车和家电行业，不仅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价值。但与此同时，汽车和家电又是组装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可以切实分享到制造业的价值增值，而不是在产业结构升级时大量去劳动力。
第三，人口和用工结构可以促进劳动者地位提升。由于人口老龄化和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这一发展事实，导致日本低学历劳动者严重短缺，在客观上使得各类劳动者供求失衡，劳动者只要努力工作基本都可以过上中产生活。日本对全国基础教育实行标准化管理，在学校设置、教育经费、师资配置等方面都制定了标准，保证了日本各地中小学校均衡发展。日本高学历者在劳动者规模中比例的提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减少了低学历劳动者的供给。再加之老龄化的影响，日本劳动力严重短缺，尽管这影响了日本经济发展，但事实上提高了劳动者地位、优化了收入分配结构。具体表现为，职工薪资普遍较高且各职业间收入差距较小，比如金融行业员工薪资没有比蓝领民工收入超出很多。
第四，财税政策和慈善事业匹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日本税收与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比较显著，两者的制度设计和功能各有特点，前者的职责主要表现为缩小代内收入差距，后者则更倾向于缓解代际收入不公。从横向比较来看，日本再分配的公平程度虽然不及北欧的典型福利国家，但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得益于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作用。日本社会虽然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担忧，但并没有产生实质的贫富悬殊。随着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期，少子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政府过去大包大揽式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难以为继，民间公益捐赠、非营利组织及企业社会责任等进入蓬勃发展期。企业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及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公共领域中，构成了日本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第三次分配。
第五，抑制财富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冲击。财富与收入分配是相辅相成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往往较多、且可以依靠财富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拉大收入差距。少数人依靠对资产和财富的大量占有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利用资本削减劳动收入份额，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规律。与之不同的是，日本在制度设计上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并限制资本投资获益比例，以保护广大劳动者权益。日本的资本家等高收入群体在利用手中的财富投资获益时，实际所得的资本利得并不是特别高，富人很难依靠既有财富过度挤占普通劳动者收入。
2021
年，日本企业董事的薪酬中位数为
2493
万日元，不到美国的一半；日本董事的基本工资占其薪酬的
75%
，股票薪酬只有
1%
，而欧美董事的股票薪酬占比超过
10%
。而且，日本对财富持有和投资的各环节征收相关税收以及遗产税，进一步降低富人在财富积累方面的资本优势。此外，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尽管对经济发展总体不利，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财富分配。
中日比较及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相似。近年来，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
2022
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
61
年来首次负增长，且社会上出现了躺平、内卷、少子化等现象，与日本
30
多年前情况相近。从收入来看，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低迷时，人均
GDP
已达到美国的
80%
以上，而当前中国人均
GDP
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出现了
“
未富先老
”
问题。中国出现这些问题时所处的经济发展或人均收入阶段要低于日本同期水平，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更加任重道远。当然，中国的优势是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仍处于中高速阶段；产业结构虽有不合理之处，但处于不断优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20
世纪
80-90
年代，日本遭遇美国的压制，在房地产调控政策、金融政策、对美元的汇率政策等方面出现过重大失误。相比而言，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政策更加自主可控，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但近期人民币汇率以及部分产业链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迁移等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
日本对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四点：一是吸取日本人均收入长期低迷的教训，在通过财税政策调节分配的同时，要以保持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物质基础。二是提高制造业占比和劳动收入占比。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不能低于
25%
，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使各行各业都能实现
“
勤劳能够致富
”
，扭转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滑的势头，并使之逐步提升到
60%
左右。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加强制度规范促使居民和企业的财富实现合理积累。四是扩大吸引外资，并在对外投资和产业迁移过程中，提高对保持现有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政策考量，巩固全球产业链的工业优势，为各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坚实的稳收入和增收入的产业基础。
（编辑 杨利红）
